数字时代来了。“来了”——不明就里，却分明望见，使研究者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惘惘的威胁”。无论我们的态度是迎、是拒，我们已在它的巨大影响下作出了改变，未来必将改变更多。目前所见对它的描述中，尽是“颠覆性”“革命性”“前所未有”这类严重的“大词”。而迭代的AI，其强大的学习能力远胜人类。

　　AI已经进入当下人的生活。有人预测，不久之后，文秘、律师、广告等行业，AI将夺走人的饭碗。而现阶段AI作画、写诗，看上去也很像那么回事了。甚至有人担心作家也将被取代。目前看，AI文学创作刚起步，作品糙，没个性，还只是人们好奇心的试验玩物。但AI赋能各行各业的前景，的确近在眼前了。

　　数字时代对文学的影响，我的一些近切观察，是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中得来一些印象。编辑面对的是学术工作的后期呈现，印象之一是我主编的《新文学史料》，近年来收到的佚文类稿件越来越多，多到用不完。过去，老一代史料研究者发现一篇佚文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跑许多路，要翻档案，要泡图书馆，一页一页翻检爬梳那些陈年旧报刊，吃进许多灰尘。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后，笔抄、复印也多有不便。现在，随着图书报刊的数字化进程，检索资料及使用资料非常便捷。发现的佚文越来越多，无疑为作家全集的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而深度的作家研究一定要穷尽该作家的全部著作，方能得出稳妥的结论。扩大而言之，数字时代，佚文及相关史料的巨量发现，无疑会激发文学研究者呈现文学史全貌的雄心，并让这样宏阔的呈现成为可能。这是数字时代带来的“红利”。当然，数字化带来的便利也很有可能将本已被时间淘洗掉的文学泡沫甚至垃圾翻检出来，这是需要文学批评者做价值判断的。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数字时代强大的高级搜索功能、个性化推送、趋势分析能力，让巨量史料得以更便利地合纵连横，使多维度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更深入、更宽广。比如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作家作品影响研究，大数据会非常快速而直观地显示研究者所需的相关数据。再如作家关系研究：甲作家日记（书信）中的乙作家，历史上某个特殊时间（事件）甲乙丙丁诸作家的态度与作为，等等，其史料依据的来源很大程度上依靠关键词搜索。这类文章突破了单个作家的单线条研究，让文学的历史现场立体、活泛起来。当然，这类文章的立意，也即关键词要依靠研究者自主提出，十分考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正如同佚文被发现后，如何考证与阐释也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功力。但数字时代的便利，无疑将空前拓展研究者的学术触角所探寻的广度和深度。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数字时代，编辑的工作也在学习探索应用中受益。编辑审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查重环节得益于图书报刊的数字化。编辑能据此发现一则史料是否为新史料，有没有价值。掌握搜索本领的小编辑胜过资深史料老专家，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专家也必须学习掌握新本领。

　　我的第四个印象是，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图书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部门。比如多年前在少儿编辑室之外另设“哈利波特工作室”，在古代、现代、当代、外国编辑室之外设立教材编辑室等，而几年前设立的“数科部”，就是为了应对、迎接数字时代。数科部的业务，就是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纸质图书转化为数字产品，满足读者对于电子书、有声书的阅读需求。我在编刊之余主持《汪曾祺全集》（十二卷）的编辑工作，历时8年多，出版后受到学者、读者好评，目前已销售近3万套；同时，《汪曾祺全集》的电子书、有声书的销量也很好，进一步扩大了作家汪曾祺的读者群——这也是数字时代的红利，作家能够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此外，在图书选题策划中，人民出版社对于当代文学出版的要求是，不仅要出版传统作家作品，同时要出版类型文学网络文学中的顶尖作品、“头部”大IP的作品。这也是老牌、名牌出版社冲浪数字时代、与新潮文学共舞的姿态。尽管网络文学有作者泛化、写作狂欢、迎合消费者等问题，但出版顶尖的、现象级作品是有益的。其实，在图书选题的策划、筛选中，利用销售数据进行分析早已是出版者作决定的重要参考项了。

　　据说，古希腊人骄傲地声称“万物皆数”，他们认为一切事物及其运行规律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直到发现了“无理数”，才折损了他们数字王国的圆满自恰，重拾对客观世界的敬畏之心，他们甚至一度不愿承认“无理数”的存在……我们今天的情境又会如何呢？面对已然来了的数字时代，从“慭慭然莫相知”“甚恐”到“近出前后”“益狎，荡倚冲冒”，终至“断其喉、尽其肉，乃去”——我们一定会吸收营养，并将其化为内力，带着数字时代的红利加速走向新世界。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