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对民主起源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在西方政治学中，对现代西方民主起源的研究也构成了重要议题。当前西方政治学的主流共识认为，现代西方民主的产生与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历史成果。这种认知的现实基础在于，随着近代以来欧洲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作为重要的经济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建立一种能够捍卫其私有财产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式”。

　　然而，这种认识实际上忽略了左翼力量（尤其是西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西方民主生成与演化的重大贡献，因此不能对历史的发展作出正确解释。现代西方民主的产生不是某个阶级的单独贡献，而是各阶级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共同催生出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阶级的贡献尤为突出。如有学者所言：“工人阶级是相比中产阶级而言更为坚定的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因此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组成的政治联盟中工人阶级是中坚力量，扮演了领导者或关键参与者的角色。”

　　对摩尔理论命题的修正

　　自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问世以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命题逐渐流行于社会科学界并引发巨大争议。在摩尔的理论假设中，资产阶级天生就是支持民主的，资产阶级似乎带着实现民主的历史使命来到人间，而农民和土地贵族却注定是反民主的社会力量。因此，当资产阶级超越农民和土地贵族而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就会推动民主的顺利实现。以摩尔的研究为基点，诸多学者将资产阶级视为西方政治民主的主要代理人。在他们看来，为了实现资本积累，新兴的资产阶级坚持以议会控制国家的形式分享政治权力，迫使旧制度下的统治精英做出一系列让步，进而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和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让步会逐渐下移至下层阶级，政治权利逐渐惠及普罗大众身上，西方民主得以确立并发展成熟。

　　然而，也有不少比较历史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来验证摩尔的理论命题，在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历史证据中，有大量的史实证据其实并不支持摩尔的理论假说。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Evelyne Huber）和约翰·D.史蒂芬斯（John D. Stephens）发现，资产阶级总是站在反民主力量一侧，尤其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从建立议会政府转向将政治权利扩大至群众的阶段。在研究所涉及的13个欧洲国家中，只有法国、瑞士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促进全面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直到19世纪，英国的土地贵族在欧洲范围来看都是政治上最强大的集团，但这并不妨碍英国最先实现了西方民主。

　　实际上，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带有民主的基因，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早就指出：“假如中产阶级的力量能够强大到遂行己愿的话，西方政治将永远不会朝立宪民主制的方向发展。中古末期，当商人与同业行会控制独立城市之政治时，政府的正常工具乃是贵族专制。这些城市大多数政治权力都掌握在少数贵族家庭之手，他们独掌大权，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当18世纪为中产阶级带来新的自我伸张权利的机会后，这些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同样是贵族式的。”

　　沃特金斯所指的“中产阶级”与当代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概念的内涵并不相同，而主要是指近代早期作为资产阶级主要来源的城市工商业阶级，这些阶层的财富远高于乡村的农民，但同时其社会地位又低于封建贵族和宗教领袖，于是才将其称为“中产阶级”。因此沃特金斯所指的中产阶级在实质上更接近于通称的资产阶级。在沃特金斯看来，民主的产生根本不是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后所必然带来的结果，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主导社会，需要在其他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持下才能运行。资产阶级正是在与其他社会力量分享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才形成了民主所需要的社会均衡结构。

　　将左翼力量与工人阶级找回来

　　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佐证了沃特金斯的上述观点，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并非注定就是支持民主的力量，在赞成扩大选举权的同时，资产阶级总是恐惧有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所推动的民主革命扩展为危害财产权的社会革命。因此，资产阶级经常促使政府采取专制的方式，来镇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底层阶级，尤其在这些底层阶级通过罢工等方式来伸张其要求时。

　　因此，即使现代化消灭了土地贵族与农民，资产阶级在没有外在压力情况下也不会自动地推动民主的实现。在许多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积极抗争是促使民主权利向普通人扩展的“外在压力”。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没有广大无产阶级的激烈抗争，普选权根本就不会扩展到普通民众的头上，那种幻想资产阶级会主动地将民主恩赐给工人阶级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茹思·贝林斯·科利尔（Ruth Berins Collier）指出，劳工在西方民主转型的两个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阶段，威权政府需要至少是部分需要在回应社会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实现合法化和稳定化。劳工抗议往往是产生合法性问题的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劳工的反对从一开始就阻止了威权政府的巩固。在第二阶段，开启民主转型后，劳工或发挥主导性的反对作用，或发挥辅助性的反对作用，影响民主转型的速度和节奏，提供更偏向平等的民主选择。

　　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拥有规模优势的工人阶级在左翼政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组织化，成功进入了全国和地方各级政治机构。统计数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13个欧洲国家举行的361次全国选举中，有347次选举中至少有一个左翼政党参与竞争。进入20世纪，同一政党家族的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和其他分支政党能获得所在国家大约33.2%的选票和共计30.3%的欧洲选票。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19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正是左翼力量的政治参与才促进了西方民主的成熟。如果无产阶级的抗争走向极端，西方国家是无法实现稳定的民主的。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对民主生成与演化的作用远比资产阶级重要，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了现代民主的规则之后，民主才可能成为“城中唯一的游戏”，而一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背离现代民主的游戏规则，即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再强大，民主之路也难免充满崎岖与坎坷。就此而言，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左翼力量对西方民主生成与演化所作的贡献，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