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3世纪中期，法国便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此后7个多世纪里，两国文化不断产生斑斓的碰撞，激起了无数涟漪或震动。中法文化的异质性既是引人注目的瑰宝，也时常因历史的际遇沦为醒目的箭靶，而双方文化暗合的部分则往往能产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共鸣之感。中法两国在历史长河中或有帮扶，或有抵牾，但始终是在共济共渡中共通共融、互鉴互勉。现在，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卷帙，重览一遍那些曲折、灿烂、富有意义的中法文化交流的绵延之旅。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和多明我会士隆如莫分别取道前往蒙古，以劝服蒙古大汗停止征战并皈依基督教。1249年和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先后派遣隆如莫及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寻求建立联盟。但这些尝试在政治上均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在与蒙古的早期交流中，欧洲使节虽未到达中国，但他们证实了蒙古人称之为“契丹”的古老国度的存在。这些旅行者的著作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也激励着其他教士和商人进入东亚并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游记。其中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广为人知，他所描绘的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以一种遥远而神秘的姿态进入了法国人的视野，在中世纪乃至后世的欧洲文学、思想及艺术领域激起了不绝的涟漪，奇闻轶事所到之处均有惊异的称叹。

　　17世纪末，法国怀着探究的态度主动向中国推介自己，而这场文明的自荐从最初便带有科学与宗教的双重色彩。1688年，五位法国“国王数学家”传教士抵达北京，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效力于中国宫廷及精英，并劝其皈依基督教。这些教士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张诚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诚和白晋向康熙讲授了大量数学、哲学和医学知识；白晋、洪若翰、刘应等人还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疟疾。出于对“国王数学家”的感激，康熙于1693年颁布了“容教令”，允许天主教在华公开传播，1703年还批准他们在北京西苑附近修建了北堂。受到这些成绩的鼓舞，更多的法国传教士接踵而至。他们寄回国内的大量信件和报告催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汉学著作，如《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史》等。这些带有温度的文字呈现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而理性的世界，激发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18世纪的法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热”，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刺绣、园林等无不引起法国人的啧啧称叹。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真正开始系统性地影响法国的思想变革与文化认知。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便是一个彻底的“中国迷”，他毫不吝啬地赞美中国社会制度、法律和文化中的理性、道德，对孔子推崇备至。他借这个没有宗教专制与迫害的国度来抨击欧洲宗教的残暴与荒谬，引导处于宗教禁锢之下的法国与欧洲冲破囹圄。

　　被冠以“欧洲孔子”称号的魁奈也是一位痴迷于中国文化的启蒙学者。作为重农学派的代表，他推崇儒家的人道主义，认为所有人都不能违背自然法则，这无疑是一种对平等主义的热切呼唤。此外，狄德罗、霍尔巴赫、波维尔等人也曾对中国文化中的“理性”特质发出过赞誉之声。

　　法国启蒙学者中也有许多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的名家，如孟德斯鸠、卢梭、沃尔内等，他们否定“中国迷”们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处理，认为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功利性改造，而指责、嘲讽中国政治制度中的独裁以及中国人的奴性。他们此举的目的主要是借中国的专制统治来反思和警示欧洲，以推动自身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然而，18世纪末，礼仪之争引发的禁教政策宣告了延续近两百年的中法文化交流的终结以及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交流渠道的坍圮。类似的，法国的“中国热”也在此时冷却，法国大革命呼唤着新古典主义的潮流，令法国热切地向崇尚民主共和的古希腊罗马靠近，而逐渐远离专制的中国。

　　当法国再次站到中国面前时，已然是殖民者和侵略者的面目，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民族与文化自尊被剥离、践踏、蹂躏。国难当头，中国人逐渐摒弃了自大的心理。魏源、王韬、张德彝等人的著作让中国人真正开始接触法国的历史、思想与文化，驻法公使郭嵩焘秉笔直书，指出中国存在的种种弊端与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洋务运动失败后，法国大革命更是成为渴望变革的仁人志士们关注的重心，王韬、康有为和谭嗣同均在其列。

　　进入20世纪，法国的革命思想对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着长远且深刻的影响。孙中山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同盟会的旗帜；《新青年》等刊物让中国知识界熟悉了许多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开启了面向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与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深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

　　当中国深陷动荡与变数，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怀有鲜明的种族主义态度，在作品中贬低中国；另一部分人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寻找拯救颓废的西方文明的方法，克洛岱尔、谢阁兰等人认为饱受欺凌的中国是一个极富于文化蕴涵和充满文明伟力的世界，并写下多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学佳作。尽管局势艰难，中国和法国还有不少知识分子积极地学习对方的文明，渴望获取救国之道与治愈文明疾病的良药，这令人不禁慨叹文化之间交流、互补的重要性。

　　1964年，中法建交为中法文化交流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20世纪60—70年代，对资本主义内在缺陷深刻洞察的法国人开始呼吁真正的社会公平与社会解放，还产生了一系列“毛派作家”。

　　中法文化真正的大融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法国美术展览、历史文物展览、歌剧、音乐会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举办，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越来越多的法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推动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进步与革新；法国的建筑、饮食、服饰等文化载体与文化产品颇受中国民众的欢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尚潮流。

　　同时，定居法国的华人华侨始终不忘传播祖国文化的使命，他们借助语言课、演讲会、书画社等渠道宣传中国文化。旅法作家程抱一在他的《天一言》中，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交融，以及个人在社会巨变中的心灵历程和精神追求，他本人也因为在学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对中法文化关系的推动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赵无极等人在创作中绘画加入了许多传统中国艺术的技巧、要素与精神，影响了法国的艺术创作。

　　如今，中法早已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些年更是在文化上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与互动。2019年，在中法建交55周年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论语导读》的法文版手稿。这是法国医生和旅行家贝尼耶1688年翻译的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的合集，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24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两国文化交流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持续注入新的元素。特别是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为持续整年的庆祝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首中法文化交流的漫长历程，一方面不断波动，一方面又从未真正中断，无论经历了多少的“不平等”，遭受了多少意料之外的打击与误读，仍然在不断地探索、深入中逐渐趋向包容、开放、平等与自由。作为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与共同分子，中法文化会继续自身独立的发展与进步，也终将在互相帮扶、借鉴中走向真正的理解、融合与共通。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