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指的是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是以人的情感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高尚的心境，带有情绪的倾向性。家国情怀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人们基于家国的归属意识和热爱的情感而生成的使命与责任，是一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个体对社会责任和国家前途命运所展现的使命担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国情怀作为特有的价值信仰和民族精神得以长久延续，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积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化而成的一种人格特质。孟子强调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就是天下、国、家一体相连的明确表达。中国人在这种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情感认知的状态下形成了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即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

　　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国侨办数据显示，我国是侨务资源大国，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已达6000余万，分布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归侨侨眷人数达3000余万。华侨华人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参与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多次指出广大海外侨胞具有家国情怀，是推动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桥梁”，更是共筑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厘清海外华侨华人家国情怀的心理结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指出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些社会交往圈子拥有共同的中心点，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构成社会关系的他人按照与自己的亲密度排在不同圈子的不同位置上。由内到外，可以分成自己、家庭、家族、家乡、国家五个圈层。在一定距离内，离中心距离近，就是“圈内人”；在该距离外，就是“圈外人”。从“圈内人”到“圈外人”的不断往复，体现为自我“外推”与“收缩”两种张力：“外推”是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扩展，而“收缩”是由公共性向私人性的回归。影响圈层收缩的有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因素，还有语言、宗教、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因素。

　　“家庭”对社会来说，是最初级的组织形式；对个体来说，是存在于个体意识中的一种认同。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提出了“家庭认同”的概念，认为只有当个体主动追认家庭的事实并具有家庭意识的时候，家庭才真正成立。中国人一般认为家庭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当两者相冲突的时候，以家庭利益为重。而这一原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执行，是因为中国盛行“家庭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费孝通提出，家庭主义是中国人的中心价值。在西方体系下，人们不会将家庭看作一个终身可以依靠的组织；而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一个世代延续的形式。中国传统的家庭认同有三个层次：一是认同祖宗，这是血缘之本，二是父子关系的认同，三是兄弟姐妹之间的认同。家庭认同能让家庭的成员认识到自己是家庭的一员，能让自己属于的那个家庭和其他家庭区分开。在中国人家庭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传统家庭价值观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华侨华人身处异国他乡，无论是否认同传统家庭价值观念，对家庭的依恋感都非常强。因此，对于华侨华人来说，“家庭依恋”无疑是其产生家国情怀的心理基础。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就形成了对群体的认同心理。我国传统的家族认同心理，是自秦汉以来形成的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史秋霞和周敏认为，华人宗族不仅是华人文化再造过程中的独特连接点，还是华人社会互动发展的联络平台。正是在这种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宗族网络中，侨乡宗亲组织以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宗亲组织及其个体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跨国宗族实践。遍布在不同国家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名字至今依旧按照族谱来命名，他们与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成员来往密切，同时也为家族的兴旺作出了许许多多的贡献，在外他们勤奋学习、刻苦工作，希望可以为中国大陆的家人、亲属贡献更多的力量，这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他们的家族归属。

　　“家乡”不仅具有地理含义，还包括人文、环境和社会心理等内涵，人们与家乡在生活和成长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的情感联结关系即为“家乡眷恋”。各个时代文人墨客都有流传至今的脍炙人口的家乡眷恋诗篇，如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等。家乡眷恋不仅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也有重要影响。比如，海瑞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民的关切、为遭受血腥镇压的黎族人民鸣不平，就是海瑞家乡眷恋中最可贵的情愫表达。而每年“春运”期间因返乡潮而导致的一票难求、清明节时纷纷回家祭祖等，也是家乡眷恋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具体表现。华侨华人中出现的“寻根”“祭祖”现象，正是其“家乡眷恋”的强烈体现。因此，“家乡眷恋”亦是华侨华人“家国情怀”的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维度。海外华侨华人中将近90%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三国华侨华人的绝对人数最多，这些国家的华侨对“衣锦还乡”抱有很强的执念，为此他们热衷于回乡置业、荣归故里。华侨有着浓厚的“落叶归根”意识，他们往往会在漂泊一生之后告老还乡，死后与祖先葬在一起。从同乡组织尚未打破文化区界线的史实来看，“家乡眷恋”亦是华侨华人“家国情怀”心理结构的重要维度。

　　劳思（Routh）和伯戈因（Burgoyne）用两种依恋来反映人们对国家的知觉：一种是文化依恋，即对国旗、货币等国家符号、文化符号和历史符号的自豪；另一种是功能依恋，即对教育、健康关爱和经济体制等社会服务和机制好坏的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知觉。沙茨（Schatz）和拉文（Lavine）认为，由国家符号、文化符号和历史符号等唤起的文化依恋将国家作为抽象的社会实体，关注的是国家能为自己带来的自豪感和积极认同；而由政治体制、民生政策和经济发展等唤起的功能依恋将国家作为具体的功能系统，关注的是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实用性，以及这些体制能为个体带来的实惠。华侨华人“身体在场”于不同的制度、文化、思想和信仰的环境下。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为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碰撞提供了场域，人们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基于文化依恋的情感需求和基于功能依恋的现实需求是身份认同的基本动机。当两者同时满足时，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就会更持久。

　　华侨华人既是住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关注、参与家乡和祖国的建设发展，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表现出高度的家国情怀。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华侨华人家国情怀的心理结构包括家庭依恋、家族归属、家乡眷恋和国家情怀四个方面。即以个体自身为中心，从内向外逐层扩展到家庭、家族、家乡和国家。同时，持久稳定的家国情怀既需要满足情感需求，又需要兼顾现实需求。本文提出的华侨华人家国情怀的心理结构（如图所示），由横、纵坐标轴和同心波纹圆组成，现实需求作为横坐标，情感需求作为纵坐标，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扩散到家庭依恋、家族归属、家乡眷恋，再到国家情怀。这一结构既能将家国情怀的心理动因进行区分，还能明晰不同年龄、不同代际或教育程度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家国情怀剖面，有利于针对华侨华人家国情怀培育提出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建议。

　　（作者系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