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产业链竞争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的产业回流战略使我国遭受严峻的“脱钩断链”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各种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我国急需采取措施，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竞争力。整合国内要素市场，让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吸取国际高端要素资源，将是推动我国比较优势跃迁、促进相关生产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升级的有效途径。

　　深入理解价值链攀升机理

　　我国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24.92%（2023年）的制造业大国。同时，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也有所上升，从2007年的64.6%上升到2017年的69.9%，一般贸易的国内增加值占比甚至更大。然而，我国的出口在总体上仍然聚集在以成本取胜的低端部分，价值链高端环节依然薄弱。许多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以及基础材料的供应不得不依赖发达经济体，例如2020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调研发现，在高端模拟芯片领域，国内自给率不足5%，对美日韩的依赖严重。在机器人产业中，传感器、控制器和减速器等重要零部件的国内替代品性能与发达经济体同类产品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经历了中美贸易争端和疫情冲击后，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过出口管制、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和贸易制裁等方式影响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为了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和稳定性，需要深入理解影响价值链攀升的理论机理和实现途径。我国能在加入WTO之后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因为遵循了比较优势理论，在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与发达经济体高度互补，形成利益深度融合的贸易关系。但是一国的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区域间都会发生变化。为此，应当适应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特征和趋势，通过比较优势跃迁促进价值链升级。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布局多元化、合作区域化、生产服务化和数字化的趋势，全球价值链出现了明显的重构现象。全球价值链重构以往主要以利润最大化驱动，但当前更多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就给我国价值链升级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首先，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美墨加协定》（USMC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全球逐渐形成北美、欧盟和东亚三个“区域性价值链”，更多临近国家受政策和偏好影响加入区域价值链，这削弱了我国在部分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产业链的生产服务化和数字化转型使得数据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并且导致不同要素在生产环节中的价值增值发生重大变化。充分利用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将能在许多生产环节上形成我国的比较优势。此外，随着数字化转型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多样化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以及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优势会促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个过程将形成我国在新出现的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可见，通过比较优势跃迁来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通过数据、技术等创新要素的使用在新出现的生产环节中获得比较优势，从而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二是在原有生产环节上，通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改善或者提升要素质量，重塑比较优势，实现价值链的攀升。虽然全球价值链分工出现的新变化为我国比较优势跃迁指明了方向，但实现比较优势跃迁的关键仍在于有效率的企业能否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获取高质量生产要素，从而调整投入结构，实现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跃迁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通过要素市场整合激发比较优势

　　为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应该进一步改革和整合数据、技术、资金和劳动要素市场，使得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能够更好地得到匹配，资本能充分流向有效率的企业，技术有更高的应用转换率，海量数据能合理地被应用和转化为资源。当前我国要素市场要实现高效运行面临多重制约和挑战，主要包括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各主体获取要素成本不均等和要素价格传导机制不流畅等问题。以下探讨数据、技术、资金和劳动力四个要素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

　　数据要素。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下，大数据技术不断重塑消费方式、生产过程乃至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得数据密集型生产环节日益增多，而且影响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数据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2024年4月，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提出要提高数据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产业新模式。如何有效利用数据要素禀赋，是推动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比较优势跃迁的关键。为了突破发展瓶颈，首先，需要规范数据产权和使用权。在确保数据共享的安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制定数据权属、交易、使用的法律规范，保护数据生成者、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需要建立健全数据流通标准。统一数据格式标准，确保不同系统、平台间的数据可以顺畅交换和互联互通。着力提升数据要素的使用频率和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运输业和生产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只有在不断的应用中，数据要素才能赋能我国比较优势跃迁和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要素。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也是影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技术要素市场仍存在许多不足，包括科研成果转换，以及实际应用和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认定等各个环节没有打通，导致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效率相对较低；技术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结构性失衡，基础性创新成果少，大量专利属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技术含量低的成果。为了提升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应当构建需求导向型研发创新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转换效率，而构建需求导向型研发创新机制就必须加快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市场化改革，形成企业为主、市场导向、需求拉动供给的研发模式。

　　资金要素。我国银行系统贷款的投放对象主要是上游产业和国有企业，而大量创新型企业融资难且成本高。由于资金流通渠道不畅，政府部门通过银行系统投放的资金无法显著改善市场整体面临的融资约束，导致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能力进行资本深化和研发创新，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如何有效增加金融服务的供给，以及识别出企业的真实资金需求。在供给端应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具体措施包括引入更多类型的金融工具，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提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推动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等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在绿色产业链上构建我国的比较优势，以及以创业基金、政府担保等方式缓解高科技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约束。在需求端可以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信贷部门的市场分析和风险控制能力，识别企业的实际资金需求，优化资本配置效率。要改革外资准入制度，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进入。虽然我国已经于2024年3月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制定了包括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等措施，但是部分高利润产业和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仍旧很高。随着生产服务化进程的加快，限制外资进入服务业可能会阻碍我国比较优势的提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法律体系建设，有利于外资进入，助力我国更好地利用外资完成价值链攀升。

　　劳动力要素。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依靠大量劳动投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重新塑造中国基于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应着眼于挖掘我国人口规模潜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使其能匹配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对人才的需求。由于我国大学和职业教育招生的学科结构配置并没有跟上现实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应用型人才供不应求。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应该根据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新趋势，深化大学和职业教育改革，完善技能培训课程和教材，并定期更新以适应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通过对要素禀赋的动态调整，推动我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跃迁，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总之，为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应该进一步改革和整合数据、技术、资金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使得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能够更好地得到匹配，资本能充分流向有效率的企业，技术有更高的应用转换率，海量数据能合理地被应用和转化为资源。打通堵点释放内需潜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赋能国内企业的比较优势跃迁，同时吸收国际高端要素资源，将帮助我国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促进我国生产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升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开放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问题研究”（23ZDA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