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跨境经济合作提供新模式

——访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侯赛因·阿斯卡里

2024-09-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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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下午,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新闻中心举行首场吹风会,向中外媒体介绍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有关情况。截至目前,52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助力非洲初步形成铁路骨干网、不断完善公路骨干网、改善港口和机场设施。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侯赛因·阿斯卡里(Hussein Askary)表示,如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魅力,享受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红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必须摒弃零和思维,停止诬蔑诋毁,正视和珍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唯有如此,才能顺应世界各国共建发展带、共筑幸福路的时代潮流与人民期盼。

  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

  回顾数十年来的国际关系史,阿斯卡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长期缺失的跨境经济合作新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超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强调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各参与国的主权和尊严始终得到尊重,这是对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革新。

  阿斯卡里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展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融资方式,即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实体经济。这种方式注重长期成果而不是眼前的经济利益。反观西方的所谓“援助”,不仅无法消除贫困,还会使贫困永久化。在他看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许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出路。中国在帮助共建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促使这些国家在诸多领域实现了生产力的提高。例如,当地工厂的运输条件、电力供应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而提高生产力有助于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进而助力共建国家偿还债务。

  谈到债务问题,阿斯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西方获得的资金往往未被用于任何生产领域,而只是用来偿还旧债,这才是真正的债务陷阱”。他分析到,世界上一些国家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但一味紧缩并非解决方案,反而会损害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提高生产力才是解决之道,这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

  曾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非洲国家需要借更多的款项来填补较大的基础设施赤字。对此,阿斯卡里并不认为单靠更多的资金就能够改善基础设施,“但若没有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工业化和现代化将无法实现。而没有工业化的支撑,则无法消除贫困。从现实来看,基础设施贷款应当是长期的且利率低于4%”。阿斯卡里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阿斯卡里指出,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通常利率较低,这种长期、低利率的贷款能够有效帮助共建国家提高生产力和GDP增长率。当贷款到期时,基础设施项目带来的回报将远高于最初的贷款。因此,他认为,中国坚持的生产性信贷政策可以为全球提供借鉴。阿斯卡里建议,仍存在明显基础设施赤字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未来应该更加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中来,与中国携手共进。

  “债务陷阱论”暴露西方“双标”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一些西方国家热衷于炮制和炒作所谓“债务陷阱论”。对此,阿斯卡里分析指出,所谓“债务陷阱论”至少存在三大谬误。

  首先,从债务成因来看,今天处于债务困境的国家早在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就已经陷入了债务危机。这种债务危机表面上由经济低迷、金融崩溃,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活动、流行病等因素所导致,但究其根本,是源于西方国家历史上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和时至今日仍在不断“花样翻新”的经济剥削。

  其次,在债权结构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债权人主要来自西方国家或亲西方机构,而非中国。以斯里兰卡为例,阿斯卡里及其团队2022年6月发布的分析报告表明,在该国所有外债中,对中国的债务仅占10%,而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占据了斯里兰卡外债的47%。其主要来自西方金融投资者,如美国资管机构贝莱德(BlackRock)和英国资管机构阿什莫尔(Ashmore),其他占比超过10%的机构还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此外,2022年西方国家的私营及公共机构占据了巴基斯坦70%和赞比亚77%的外债,而中国在这两个国家外债的所占比例分别为15%和17%。从另一个维度来看,斯里兰卡和赞比亚在偿还债务上遇到困难的对象也是西方国家的私营机构,而不是来自中国的贷款。

  最后,就债务性质而言,中国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贷款也迥然有异。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债务问题来自于西方国家提供的短期高息贷款。发展中国家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这些贷款以缓解财政和贸易赤字压力,但这些贷款对生产性经济活动没有什么益处,还会使这些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不可持续的债务中。相比之下,中国提供的则是长期低息贷款。借助这些贷款而得以建成大量基础设施,事实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走上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

  警惕“债务陷阱论2.0版”

  通过长期研究,阿斯卡里发现,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看清上述所谓“债务陷阱论”的真面目,一些西方国家又耍起了新的伎俩,妄图削弱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团结合作。“他们的新口号是,中国应该毫无保留地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阿斯卡里将其称之为“债务陷阱论2.0版”。在他看来,“有些新论调乍一听似乎是在为发展中国家着想,迷惑性更强,但实质还是慷他人之慨、谋一己之私的老把戏”。

  阿斯卡里指出,某些人士要求中国取消受当前全球金融和经济困境影响国家的大部分债务,还要求中国提供资金用于国际救助计划,使那些因全球金融和经济困境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能够重新安排其债务。鉴于这些债务的债权人构成,这相当于变相要求中国为西方国家的私人债券持有者和投资基金进行“输血”。

  不仅如此,阿斯卡里强调,“债务陷阱论2.0版”还歪曲事实,在分析双边信贷活动的参与者时,故意将国家和非国家主体混为一谈。正如斯里兰卡外债构成比例显示的那样,中国所占份额远小于西方国家的私人债券持有者。因此,夸大中国的债权人身份,不过是某些国家刻意操纵的一场文字游戏,其目的在于通过偷换概念来混淆视听,一方面将西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另一方面试图离间破坏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阿斯卡里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让它们真正走出债务困境。中国已经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面取得了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许多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才得以成功建设完成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已开始源源不断地在当地发挥“造血”作用。这些国家也正在减轻债务负担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援助时,被强制要求只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这一点在提供贷款时所附加的条件中显露无遗。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国家直接投资的各种所谓“援助项目”,要么流于表面、华而不实,要么其最终获益者只是西方国家自身,因此完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受援国的面貌,反而让它们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才是真正的“债务陷阱”。

  传递互利共赢的信号

  十余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石,改善了共建国家的整体营商环境,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建设中来,从而推动了全球共同发展。面对西方一些质疑的声音,阿斯卡里以中吉乌铁路为例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而非地缘政治博弈。今年6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标志着连接这三个国家的中吉乌铁路正由设想变为现实。阿斯卡里评价道,“作为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不仅展现了三国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

  阿斯卡里提到,根据规划,中吉乌铁路全长约523公里,其中中国境内213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26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约50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工程需要在海拔较高的山脉中修建隧道和桥梁。“这样的工程难度足以使很多国家望而却步,但中国在复杂地貌的大型基建领域拥有世界顶尖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例如,2023年全线开通运营的贵南高铁穿越了中国西南地区复杂的喀斯特地貌,桥隧比高达90%。对中国来说,在几乎不可能的地貌上架桥修路已经成为一种艺术。”阿斯卡里赞叹道,“世界领先的基建水平离不开工程技术的支撑。众多高难度的铁路、桥梁、隧道建设工程,反映出中国在核心部件、新材料、创新成果转化等领域取得的惊艳成果”。他举例称,在隧道建设方面,中国自主研发的有着“工程机械之王”美誉的盾构机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到七成。因此,在阿斯卡里看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互联互通,那些基础设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受益于中国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缩小各国的基础设施差距,激发经济发展潜力。

  “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包括增强共建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而不仅仅是促进贸易。”阿斯卡里结合自己在中国新疆实地考察的经历表示,中吉乌铁路项目的落地意味着新疆将有望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工业和物流枢纽,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也将进一步强化。这既有利于推进新疆实现高质量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也可利用这条铁路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其他项目来推动其国家发展计划,促进当地水泥、钢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阿斯卡里观察到,中亚国家已经开始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纳入其制定国家发展规划的参考范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大幅增长。2023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达到8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更重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吉尔吉斯斯坦“2026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2026年发展战略等倡议和发展战略实现了高位对接、同频共振。未来,基础设施、农业、工业等领域将继续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重点。

  除了为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外,阿斯卡里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还在促进区域和平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中亚等地区从西方强权进行激烈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转变为各国和平合作的桥梁。”阿斯卡里评论到,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转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各项合作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共建经济体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创造了条件,还帮助中亚等内陆地区的国家将丰富的资源越来越高效地送入全球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内陆国家的传统劣势。即便是一些长期受困于战乱和政治动荡的国家,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阿斯卡里认为,随着阿拉伯国家和中亚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地缘经济正在成为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经济将最终决定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阿斯卡里坚信,脚踏实地的合作远比夸夸其谈的政治言辞有说服力。“在事实面前,西方国家应当以更开放的态度来看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到跨越山脉、海洋和沙漠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与中国一道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环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陈禹同(报纸) 张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