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局部战争等问题对生命的侵害使 “生命”成为哲学与政治社会理论的重要议题，米歇尔·福柯重塑了“生命政治”概念并发展出生命政治学，催生了当代生命政治思潮。罗伯特·埃斯波西托指出，福柯的工作推动了政治哲学整个框架的转换。对生命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利于廓清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定位与效应。

　　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范式与争鸣

　　生命政治学关注权力治理生命的技艺及后者抵抗的可能。“治理”在生命政治学中有着特定的内涵，特指权力采取诸种机制与策略在不同层面上对生命进行规制、形塑、征用与榨取，它具有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

　　在微观维度下，权力采取福柯意义上“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形式，分别使用标准化和安全配置的工具，在个体与人口两个层面管理生命，使生命变得健康、驯顺而有用，并达到人口的总体安全与平衡，以满足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安东尼·奈格里和迈克·哈特的生命政治学亦属于这一维度，他们指出资本帝国通过对“共同性”协作关系的占有实现了对劳动力的实质吸纳，并以此达成对生命全面的操控与剥削。

　　从宏观维度看，福柯指出生命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作并未消解主权，主权以种族战争的形式发挥治理生命的功能，即清理那些威胁整体人口安全的生命。吉奥乔·阿甘本、雅克·郎西埃和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学属于这一维度。阿甘本的“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朗西埃的“感性治安”与“无分之分”，埃斯波西托的“债契”与“免疫”，都揭示了共同体内部生命安全和政治身份的基础与前提是主权对异质生命的排除。

　　经典政治哲学关注国家权力的正当合法性与政治权利的保障，而生命政治学关注权力的实际运作机制及其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作用，前者的概念与范式难以解释生命政治的具体治理实践，这导致学界在生命政治学与政治哲学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与争鸣。有学者认为生命政治学的路径不同于政治哲学，例如，米格尔·瓦特认为生命的治理不能等同于政治，蓝江认为生命政治学是相较于英美规范政治哲学更为前提性的问题。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同生命政治学作为政治哲学的理论性质，例如，夏莹认为生命政治学继承了柏拉图开创的哲学理念优先于政治现实的欧陆政治哲学传统。

　　生命政治学与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重叠与错位

　　理解生命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并清理分歧，关键是考察它们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主流的英美规范论政治哲学在肯定既有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对社会进行修补，更多关注系统内部的权利与分配正义问题。但主权与国家理论同样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并被欧陆政治哲学所重视。克里斯·桑希尔就指出，德国政治哲学更加关注主权、国家与例外状态问题，视其为个人权利的保障性前提，并对自然法与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因此，西方政治哲学具有两种传统，英美政治哲学传统重视规范、权利、公平与正义问题，欧陆政治哲学传统重视主权、国家和例外状态问题。

　　虽然不同政治哲学传统重视的具体议题有差异，但它们都关注共同的基本问题，即 “何为好的共同生活”。政治哲学在关于人的知识的基础上推导出应然的人类共同生活形式，并以具体的制度安排实现这一形式。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将人视为理性动物，故人必须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并摆脱动物的生存状态，唯此灵魂才能达至形而上学的至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承认生命感性欲求和个体本位的合法性，其依循的世俗道德将安全、舒适与财富等视为善品，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繁荣、稳定与个人权利的工具。“好的共同生活”意味着政治哲学兼具价值性与共同性，而要在公共生活中推行某种共同价值，就必须同时采取协调与强制的机制。卡尔·施密特指出自由主义遵循两条基本原则：权利的分配原则与权力的组织原则。英美政治哲学强调权利、公平与正义等协调机制，欧陆政治哲学看重权力、国家与例外状态等强制机制。

　　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后者将整个社会都纳入市场体系中，使经济成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政治哲学也不得不围绕经济展开与建构。这就使政治转化为生命政治，因为经济问题与人的生物性身体息息相关，资本主义必然介入生命“怎么活”的问题。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息息相关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生命权力主要的知识形式，它将生命生产为现代社会的主体——经济理性人。

　　传统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政治哲学主要关注主权、政治制度、法律与权利等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与福利国家，科技发展使技术控制手段得到增强，政府治理日益干预社会生活，权力与文化、生物医学和信息媒介技术相结合，以微观的形式渗透到非政治领域并将其政治化，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政治”的概念也因此变得日渐复杂、多元与不确定，被泛化为权力多层次的作用机制与支配效应。除了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和国家权力对生命的戕害，生命政治学还广泛地考察了微观权力在文化、医学、经济和技术等领域的治理实践，即权力如何处理与上述相关要素关联和交织的生命。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砍掉利维坦的头颅，从主权—法律的研究模式转向研究权力在毛细血管处的展布。

　　生命政治学的政治哲学意蕴与当代意义

　　生命政治学着重考察了权力的强制性作用，以新的研究范式拓展并跃出了经典政治哲学的既有框架。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从生命政治学的宏观维度来说，它通过考察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及其实践，在经典政治哲学的柔性协调机制中发现了隐性的强制。在生命政治学的视角下，理性、权利、法治和市场规律等协调机制都是 “知识—权力”治理和压抑生命的工具，目标是将生命生产为整齐划一的主体。同时，这些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仍然由作为“守夜人”的利维坦保证，后者不仅会弃置那些无法适应协调机制的生命，还会在协调机制被破坏之时开启例外状态，以暴力性的强制机制打击敌人，维护并重建协调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从属于关注主权与例外状态等强制机制的欧陆政治哲学传统。

　　第二，从生命政治学的微观维度来说，它在传统的非政治领域看到了政治强制机制的作用，将诸多社会领域纳入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生命政治学的诸多议题已经跃出经典政治哲学的框架，与社会哲学、文学艺术、人类学和技术哲学等学科紧密结合，相互渗透影响。如果说生命政治学的宏观维度对主权、法律、例外状态、共同体、权利和市场规律的批判性考察是以解构的方式参与了经典政治哲学议题的探讨，其微观维度对生命权力在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强制作用的考察则更偏向社会理论，其是否具有政治哲学的性质，是一个颇具争议且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