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之学俱源于史”，自古希腊时代西方史学诞生以来，西方区域观念便已萌生，并随着西方史学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成熟。古希腊人重哲学思辨，推崇形而上，并因之催生了国际社会中最初也是最宏观的东西方文明异质观念。罗马人崇尚爱国、注重实用，其区域思想中呈现出明显的罗马至上和爱国主义特征，倾向于论证罗马的伟大，服务于罗马统治的需要，其区域研究以国别（古罗马）为本位，而区域则是国别（古罗马）之区域。中世纪时期，西方区域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出现了独具特色的“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别，且因其普适性以及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性、普遍性特征而更为契合随后到来的大航海时代以及西方大规模对外殖民扩张活动的需要。

　　古希腊东西方文明“分水岭”观念初现

　　西方区域观念源自古希腊时代，该时期西方区域研究以邦国为区域本位，初步形成了希腊人与蛮族（异邦）人、希腊世界与非希腊世界的区域划分思想。由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转型时期，古希腊哲学开始兴起，受其影响，希罗多德开始尝试运用哲学思维进行历史写作实践。在正式讲述希波战争之前，希罗多德通过对这些国家各文明要素的详细记述，同时与其所在的希腊文明诸要素相对照，希罗多德自然而然地得出这些异域邦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存在质的差异性的历史结论。正是以这一东西方文明异质性观念为起点，国际社会中最初也是最宏观的东西方文明区域“历史分水岭”观念开始显现。但由于该时期希腊哲学尚未发展成熟，这一文明区域划分思想还比较模糊、不够清晰，在希腊人、异邦人所处的东西方两大文明区域之外，仍隐约可见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发挥作用的希腊众神所在的神域。

　　及至希腊古典时代末期，随着希腊哲学的高度发展，希腊人已经实现了由神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历史转向。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古希腊人的历史书写中已不见神意发挥作用的痕迹，一些历史学人开始完全聚焦于人的视野并从人的视角出发解读各类自然现象的发生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等诸多议题。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是此类典型案例之一。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修昔底德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对其同时代所发生的全希腊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做了详细的解读，并以之为基础构建起了一个基于人性泛化而非神意，一个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且以城邦利益、城邦权力、城邦对外关系为核心的希腊世界内部各邦（国）及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地域性国际权力格局。通过修昔底德的写作实践，希罗多德笔下尚未完全摆脱神性思维影响的模糊的希腊世界与异邦世界的区域划分被明确下来。至此，国际社会中最初、最宏观的东西方文明区域划分思想初步形成。

　　古罗马区域观念凸显实用主义特征

　　至古罗马时期，西方区域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该时期的区域研究以服务于罗马统治的现实需要为主要目的，并生成了以国别（古罗马）为本位的区域观念。古罗马时代的区域研究以国别为本位，其国别研究被置于区域之下，且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例如，波里比乌斯将罗马的崛起同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变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其写作范式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以及以国别为本位的区域研究特色。

　　古罗马时期的区域聚焦于国别之区域，其目的是满足罗马统治的现实需要，是典型的大国之学。例如，斯特拉波写作《地理学》的主要目的是迎合帝国初期自古罗马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的需求，其所呈现出的是经过罗马帝国初期希腊—罗马文化聚合发展之后的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的罗马本位主义“世界”。而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所记述的范围既涵盖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所在的区域，也囊括古埃及、古西亚、古印度等非西方文明所在的区域，所记述地域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古罗马疆界而延展至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知的整个世界。从斯特拉波到狄奥多洛斯，罗马人的地域记述范围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呈现出向非罗马中心主义写作范式转变的趋向，而这一转变是古罗马帝国地中海霸权国家地位的确立以及古罗马人随实力增强而渐生的大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总之，古罗马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典型的大国之学，其所研究之区域以国别为本位，是国别之区域。其区域观念呈现出鲜明的罗马至上、为罗马统治服务等特点。且随着古罗马帝国地中海霸权地位的确立，罗马人的世界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罗马中心主义观念淡化的同时，生成与其大国实力相伴随的大国情怀。

　　中世纪西方区域观念发生异化

　　中世纪时期，西方区域思想呈现出新的独特的阶段性历史发展特征，受基督教神学与哲学思想影响，西方区域划分标准被异化为“上帝之城”所在的“神域”与“地上之城”所在的“世俗王国”两大部分。且这一时期区域思想建构者多为基督徒，而其研究实践也主要是为上帝及其所在的基督教会服务，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托的《双城史》等。

　　公元410年，哥特人攻入罗马，焚毁罗马城，异教徒借机猛烈攻击基督教，将罗马城的毁灭归因于罗马人背弃民族神而改信基督教。在此背景下，奥古斯丁基于驳斥异教徒观点，以及服务于上帝及其所在的教会系统之目的，撰写了《上帝之城》一书。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下了原罪，人类世界便被分割为代表着善与光明的“上帝之城”与代表着恶与黑暗的“世俗之城”两大部分，且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一直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其结果终将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天国的降临”。但就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论，罗马帝国的确走向了衰亡，但“天国”并未如期降临人间。显然，奥古斯丁关于人类历史的区域划分及其发展形态的观点并不能与时俱进地完全符合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在此背景下，奥托在吸收借鉴奥古斯丁观点的基础上赋予了其新的内容，他在《双城史》一书中将世俗王国的历史具体化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四大前后相继、接续发展的阶段性帝国发展史。由此，世俗历史的地域中心转移以及线性历史的接续发展有了新的参照，也更为符合当时西方历史的发展实际。通过奥古斯丁和奥托的基督教史学写作实践，西方“区域”思想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类社会被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上划分为“神域”和“俗界”两大部分，且在“俗界”人类存续的地域中心随着历史的线性延续而不断地发生转移。这一区域划分思想以及人类历史地域中心转移观念更具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性、普遍性特征，并随着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而更具世界意义、宏观意义，也更为契合随后到来的大航海时代以及西方大规模对外殖民扩张活动的现实需要，同时预示着西方区域思想的发展演变即将踏上更具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通过对古代西方史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区域思想之源起与发展历程的系统分析可知，西方区域观念自古希腊时代萌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古希腊时期，西方初步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初、最宏观的东西方文明“分水岭”观念。古罗马时期，西方区域观念聚焦于国别之区域，呈现出罗马至上和服务于罗马统治的实用性特征。中世纪时期，西方区域观念被异化为“神域”与“俗界”两大部分，但其普适性更强，适用范围也更广。然而，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区域观念不同，这一时期的区域观念还仅仅是古代意义上的。首先，该时期的西方区域观念主要聚焦于以特定城邦、王国、区域性帝国等为本位的区域之上，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区域观念存在质的不同。其次，该时期的西方区域观念仅适用于地中海世界或欧洲域下，尚不具备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思想特征。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具备世界性或全球性特征的现代西方区域观念还要到1500年左右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才出现。

　　（作者系聊城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