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数字技术的变革演进，数字化逐渐渗入整个社会场域并将其重新秩序化，不断激发和调整新的社会实践、纽带和关系。“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宏观政策的规划设计和统筹引领下，数字化生存、生产、生活的想象和愿景正逐步变现，居家生活、购物消费、旅游休闲、交通出行、看病就医，以及办事认证等各类日常生活场景均被数字化收编和重塑。

　　然而，数字社会的建设进程并非畅通无虞，存有诸多新旧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数字技术的接入、使用，一直延展至对人类主体性的忧虑，并由此引发对世界虚实、生命价值以及人类未来的审视和追问。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双重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关怀”的意义和价值愈趋昭彰，讲好数字社会的数字关怀故事，成为一项必要且紧迫的时代议题。

　　数字关怀的三种面向

　　数字关怀指涉丰富，涵容宽泛。从语词结构来看，“数字关怀”由“数字”和“关怀”两部分组成，前者指数字技术，后者指关怀价值或实践。可以说，数字技术是数字关怀的核心驱力和构成要素，而从数字技术与关怀的关系类型来看，数字关怀可细分为以下三种面向。

　　其一，数字关怀指向的是技术关怀，数字技术成为关怀本体。该面向的数字关怀以引领和教授老人、孩童、农民、残障人士等群体习得数字技术使用、提升数字技能并促推其融入数字生活为核心旨归。观照既往研究，多热衷于如何帮助老年群体跨越“银发数字鸿沟”的探讨，不论是家庭空间内部的“数字反哺”，抑或社会场域鼓励提倡、积极推进的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都是该面向的数字关怀生动的现实映照。

　　其二，数字技术还可以作为关怀工具。依附关系性产生的情感流动和实践行为，堪为此视域下数字关怀的重点，其主要议题包括但不限于：经由数字媒介技术中介的社会交往实践中的亲密关系维系和情感支持供给、子代借助数字技术履行孝道照看亲代、育儿语境下父母介入儿童的教育和成长等。不难发现，“媒介化亲情”“媒介化抚育”等概念的内在意涵与该面向的数字关怀是高度共通的。

　　其三，存在关怀是数字关怀的终极形态，数字技术构筑起关怀语境。现如今，将数字技术视作一种环境而不仅是工具的观点蔚然兴起。罗伯·基钦（Rob Kitchin）根据“慢速计算”（slow comuptation）概念构建了数字关怀伦理的哲学基础，成为阐释该面向数字关怀的重要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强调时间主权和数据主权，将我们导向对掌控时间节奏、占有数据资源的关注，而这恰恰是我们为享受数字便利而（不得不）让渡的。数字断连、隐私保护、人工智能数据使用伦理等议题，也成为该面向数字关怀的应有之义。相较前两个面向，此维度数字关怀的超越性表现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或特定关系语境，而是以一种敞开的姿态关切着数字社会每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境遇。

　　通过对数字关怀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三种面向的数字关怀均紧紧围绕事实层面的日常数字经验展开，这也印证了在数字时代重视数字关怀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同时要意识到，不同面向的数字关怀间虽然存在着嬗递逻辑和层次差异，但绝不等同于后者对前者的覆盖或取代。现实语境下的数字关怀路径须秉持整体性和差异性的统一，参照具体的经验事实针对性地作出回应。

　　数字关怀的两大要点

　　在区分并明确数字关怀的面向后，我们还须进一步追问，在数字关怀与数字日常生活进行对接过程中，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或警惕？这主要涉及谁主导数字关怀以及在何种情境下进行数字关怀两个问题。

　　第一，坚持从整体性、社会性视角理解数字关怀并指导关怀实践。就数字关怀的探究现状来看，目前主要围绕前两个面向展开，发生场域更多局限在家庭内部的关系情境之中。然而，数字关怀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的介入参与并缔结合作。在论及数字关怀的行动类型时，有海外研究者认为，可将其划分为“非正式支持工作”和“正式支持工作”。参照该界定标准，家庭情境下的数字关怀隶属非正式支持工作，而正式支持工作的行动主体则包括政府机构、社区/社区工作者、科技企业等公共组织。如果说作为“非正式支持工作”的数字关怀旨在提升家庭内部成员的数字幸福感，那么作为“正式支持工作”的数字关怀则致力于谋取数字时代的共同福祉。要想讲好数字时代的数字关怀故事，就需要做到两者紧密联结、辐辏并进。

　　第二，关怀伦理学是理解数字关怀的重要维度。关怀伦理学主张，关怀涉及关系的确立，其本质是基于关系之本体，而非自主的个体，关怀者须根据被关怀者抛出的需求作出回应。这提醒我们，数字关怀并不仅是关怀主体单向度的主观介入，同样需要考虑被关怀者的境况、意愿和欲求。这一点在技术面向的数字关怀处体现得尤为明显，帮助更多人习得数字技术使用技能、融入数字生活构成其主要内容。现实情形却是，有不少人融入意愿低或不具备进行数字融入的能力。照此情形，绝非数字包容、数字开放等概念所能阐释，数字关怀的合理性和条件性也应当重新加以审视。当前数字化成为趋势和共识，非数字化反而成为“他者”和“例外”。而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呼唤和推进数字关怀的同时，也应将特定的注意力转向“非数字关怀”，为被排除在数字化以外的群体留设生存的空间和通道，维持数字技术系统以外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化。这恰恰能够折射出社会的底线和温度。

　　数字关怀的问题域

　　既有的学术研究尚未擘画出数字关怀的总体框架。这既暗含着对学界从事并推进相关研究的殷切期望，也为研究者开展具体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

　　借此，在对数字关怀的面向和要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尝试建立数字关怀的问题域。其研究取径大抵可归结如下：（1）数字时代的心理健康研究，关注数字技术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聚焦数字技术使用与孤独感、焦虑、抑郁等问题间的关联，该向度的数字关怀即是对这些数字征候作诊断；（2）数字隐私与数字关怀研究，在数据收集和智能监控日趋常态化的背景下，深入探讨如何平衡数字关怀与隐私保护间的张力；（3）数字排斥的非技术解决方案，探讨在数字技术无法触及或不适用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教育和社区参与等方式实现关怀；（4）人工智能与数字关怀研究，讨论诸如智能助手、虚拟看护和情感识别软件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关怀中的应用，并由此衍生至对关怀语境下人与人、人与技术关系的讨论；（5）全球视角和跨文化视角下的数字关怀研究，考察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发展水平下数字关怀实践的异同，具体问题包括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数字关怀，如何在全球化视角下弥合数字差距，促进数字时代的全球公平等。

　　当然，上述“未竟之思”并不能穷尽对数字关怀研究的全部想象，需要研究者秉持过程性和生成性的思维观察、理解和解读数字关怀和数字日常生活的关联，从中索寻问题，回答时代关切。

　　齐泽克（Slavoj Zizek）对人类的数字未来忧心忡忡，他认为“人类社会会产生一种比阶级之分强得多的、彻底的分裂”。齐泽克不免过度悲观，但他的预言却提醒着我们，数字技术/社会相较先前有着更为可怖的权力生产机制。这些权力板块间的断裂与缝隙处，或许正是数字关怀最能够开出灿烂花朵的地方。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