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不仅改变了公共生活，也重塑了家庭生活。20世纪80年代，欧美社会“新父职”理念的出场打破了原有“男主外、女主内”固化的性别分工，父亲角色被要求兼顾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为妻子提供情绪支持以及为孩子提供身心照料的多重职责。这种“新父职”的实践困难重重：一方面，“新父职”的倡导挑战了传统男性霸权，遭到固有性别文化观念的抵抗；另一方面，“新父职”理念带有明显的中产倾向，忽视了劳工父亲的现实处境。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语境下，外出务工的父亲很难同时实现经济支持和情感陪伴的职责。

　　数字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工父亲的“新父职”窘境。部分照料性职责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实现。经济生产的职责在互联网时代也更为灵活，为父亲提供回归家庭的可能。宏观上，数字时代也伴随着“性别革命”的加速推进。例如，男性霸权持续受到挑战；男性气质与父职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剥离；父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红利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父职回归浪潮的崛起。在数字化的时代变革下，父职内涵进一步扩展，出现了第二次“新父职”的理念萌芽，父职实践也受到了新的挑战。

　　父职新内涵的扩展

　　除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第二次“新父职”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社会的父母主力军群体本身就是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私人生活沉浸在数字空间中，以他们为中心所延伸的家庭生活自然也是高度数字化的。从时间资源的角度而言，网民身份和亲职身份有内在矛盾性，数字时代的父母要在处理自己网络参与和亲职责任的同时践行“数字养育”，如远程教学、家校数字化互动、电子化课后作业辅导等。有研究表明，目前在中国的新生代家庭中，依然是母亲承担着主要的“数字养育”职责，父亲在互联网空间内的行动主要向自身网民身份倾斜，较少承担网络空间内的父职责任。所以，数字时代的“新父职”需要重视“数字养育”的内涵扩展。

　　数字时代“新父职”的扩展包含新的数字养育角色、新的数字养育目标和新的数字养育实践。首先，传统父职强调父亲经济提供者的角色。第一次“新父职”倡导拓展了父亲照料者的角色，而数字时代的第二次“新父职”又涌现了父亲数字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第一次“新父职”倡导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之间寻找父亲功能的平衡，那么数字时代的“新父职”倡导则呼吁互联网空间与家庭之间父亲角色的定位。父亲不仅要管理自己作为网民与作为现实家庭中父亲角色之间的潜在冲突，还要对孩子的互联网参与和电子产品接触进行管理。这种数字管理者的角色是以往父职倡导中所没有的。其次，数字养育不仅要求父亲在网络空间对孩子提供照顾与监管，也要积极培养孩子的网络参与健全性。当下技术发展与未来人才技能要求决定了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性，网络参与已经成为主流学习方式之一，也是社会交往的必要资本，所以培养孩子的数字能力是新时代父职势在必行的教养目标。由于数字活动参与的中性化倾向（相比于现实空间中性别化的活动参与），数字能力培养的养育目标为父职践行提供了“去性别选择”的可能，以往父亲重视孩子竞争能力的性别化亲职实践模式被打破。最后，数字时代的父职实践更为多样化。电子通信手段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突破物理距离的限制进行亲密关系的维系，以往空间在场和情感在场之间的绑定关系被解除，父亲在空间意义上缺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靠数字陪伴的方式实现情感的在场；但同样地，空间在场的父亲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数字产品使用而忽视对孩子的情感陪伴。空间与情感二维的解绑有助于劳工父亲（尤其是外出务工的父亲）最大程度上履行父职。数字养育的多元和去空间化实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父亲经济提供者和情感照料者角色之间的矛盾。数字养育让父职的内涵与实践方式获得了时空延展性。

　　数字时代的父职新挑战

　　父职在数字时代得到时空延展的同时，也遭遇了新挑战。首先，数字养育本身就是具有挑战性的新要求。数字养育的责任容易被父母忽视，因为数字养育实践本身容易和个人休闲活动以及其他网络活动参与发生重叠和混淆，导致父母忽视亲子关系和亲子互动。有研究表明，作为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接近半成新时代年轻父母自己就有不当网络使用（或网瘾）的情况发生。“90后反向育儿”现象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其次，信息技术使父职实践获得在网络平台进行展演和传播的机会。从《爸爸去哪儿》等综艺节目的播出到社交媒体上“奶爸”育儿博主的流行，回归家庭的父亲形象越来越被大众接受。但与此同时，这种父职形象也呈现出剧本化和商业化的倾向：父职实践中的娱乐要素被放大，情感要素被消解。另外，互联网中的父职展演也伴随着父职责任碎片化而有潜在危害：媒体作品仅选择性地展现父职的部分要素，且父职实践被切割成独立的事件而非系统性的连续作业，这使得现实生活中的父职存在被误识的可能。最后，风险社会是数字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字风险也存在于家庭亲子实践中。与养育相关的数字风险有三方面：其一，虚拟空间中的亲子互动取代现实生活中亲子互动的风险；其二，儿童暴露在法治尚未健全的互联网空间中遭受网络霸凌和数字歧视等风险；其三，因父母数字教养差异而造成儿童之间数字鸿沟和数字能力不平等的风险。这些数字风险都需要新时代父母通过提升自身数字能力、履行家庭数字管理职责、强化数字养育实践来防控。

　　如果说第一次“新父职”倡导将父亲带回家庭，实现“幼有所育”，那么数字时代的第二次“新父职”倡导将父职拓展到了虚拟空间和家庭数字参与的新维度，指向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转变。数字时代，在拓展父职内涵、多元化父职实践的同时也对父职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增长，数字时代也将快速过渡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有研究探讨人工智能取代父职的可能性。这看似遥远的家庭议题终将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父职的内涵和实践在当代社会快速演变，只有充分意识到不同时代的父职特征，才能真正完成育儿从“有”到“善”的质变。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