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党属性出发,基于特殊历史情境深刻变动,以及自身政党特征而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新任务,亦是吸取世界大党老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从政党发展的普遍性高度为政党治理提出的新议题。全面审视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文明意蕴,对于构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避免陷入世界大党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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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的政治文明自觉
国家的政治文明自觉,在执政党与执政主体政府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自觉性。这种统一在中国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高度一致,更深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念的共同坚守与追求。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和治国理政的一系列实践中保持向善而行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明自觉同构于国家的政治文明自觉,赋能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进步。
相比较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历史使命等多重因素规定之下,具有更为无私的政治文明理念和更为务实的政治文明实践精神,而且较其他类型政党保持着更高的政治文明自觉,从而得以在风险挑战和惊涛骇浪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便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独有的政治文明基因。同时,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为了领导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则对自身提出了具备更高的政治文明自觉与更强大的道德调适能力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深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力量,将“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党的始终,解决了党内诸多突出问题,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并未否认或忽视管党治党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仍清醒地认识到“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等问题将长期存在,自我警示“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正是在“坚定从严治党不动摇”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以问题发现者、问题命制者与问题治理者的身份主动提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时代命题,并将确保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解决问题的政治价值出发点与实现政治文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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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责任意识和政治文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大就要有大的样子”,面对“大也有大的难处”现实提出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结构性新定位中其政党责任意识与政治文明的担当。
全心全意对国家、社会与人民负责,是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道德要求。就“大党”而言,理想、规模、结构、功能等特性均会显现重要社会作用,而政党介入现实政治愈深,则政党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就愈大。我们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就必须深刻把握大党的核心特质,而非仅从数量与规模的表象出发看待和解决难题。我们要从使命的崇高性、信念的坚定性、气度的宽广性等核心维度进行深刻剖析,全面理解大党的内在价值与时代担当。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守大党思维,明确大党的历史定位,承担起大党的崇高责任。立足百年发展的辉煌历程和世界强党的标准,我们应坚持不懈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上下联动、有机衔接、全面覆盖,无死角无盲区。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决捍卫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切实将大党的规模效应转化为政治效益,努力将我们的百年大党锻造成能够经受住各种执政考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强党。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显示出的政治文明担当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要求高度统一。第一,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大党”的属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这决定了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推动阶级本身消亡以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与责任要求。第二,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于“国家、民族之大党”,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定位于国家与民族的关键位置,决定了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是大党须臾不可偏废的政治文明准则。第三,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于“世界之大党”,有着坚持胸怀天下的政治文明情怀,以全球视野审视人类命运走向,并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通过承担起作为大党在全球治理与人类进步事业中的关键职责,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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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治理的政治文明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明确要求要“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文明要求的达成目标上看,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向善性和达成政治文明目标的时代发展需要。
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破解自然离不开“治理文明”,而“治理文明”的出场有现实重要性与主体能动性。首先,就治理文明的重要性而言,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趋势来看,以“道德约束”为表征的文明治理不但成为社会治理的构成性向度,而且在新时代以战略高度被纳入国家治理视域之中,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好治理主体现代化发展的问题,要治理好大党自身,需充分发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治理文明优势。其次,从治理文明的能动性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大党独有难题时就将“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视为破解难题的必由之路。更为关键的是,“党的自我革命”本身便是具有道德约束性与行动指向的政治文明原则,内蕴着大党的道德认知与政治文明自觉,并可通过具体行动外显为大党的道德实践与政治文明追求,进而引导社会层面的向善道德风貌。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不仅将解决“难题”的行动取向融入到问题解决的实践中,还从政治文明目标出发,主动将政治文明作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首选策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以实现政治文明,这种方法融合了内在强约束性治理与“根本性治理”。它并非简单地将治理效果视作外在的评价手段,而是深刻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组织领导和广大党员的内在自觉行动,以及国家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稳步提升。这一举措旨在全面、系统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善治”途径,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实现长远目标的决心与力量。
(作者系井冈山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