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自诞生以来，在世界各国均曾面临实用性鸿沟，即研究者所撰论文的自说自话无益增进与政策制定者间的理解和沟通，无法实现理论和实践相互汲取营养，更难以奢望理论在全球的适用性，还面临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命题、研究结果或被推翻，或不可重复。此时，以学术发表为表征的知识生产便成为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论文数量积累，引发研究者对社会科学是否“科学”的担忧。而来自不同国家的本土实践创新和知识的国际传播是破解上述学术提炼中“理论赤字”和“创新赤字”的关键。这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知识生产的两端，一端是通过有效的本土创新实现知识再生产的输入，另一端则是将上述创新性概念、创新性理论等知识借助国内外期刊媒介平台进行有效输出。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学术发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如何有效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呈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性，促进中国研究成果在学科中的国际可见性？还亟须明晰如下问题。

　　首先，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研究创新，已经对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对于中国治理创新理论提炼无需妄自菲薄，需要在输入端从学习者转向创新者。实践是理论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升华。虽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难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备受关注，但当前并非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源自西方实践而发展中国家难以产生有影响力的理论。

　　事实上，20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实践正在不断被总结为各种理论并写入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之中。例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拉美发展实践提炼出的依附理论（中心—边陲）；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切身观察，将农民的日常反抗模式归纳为“弱者的武器”；米格代尔通过对塞拉利昂、埃及、印度、以色列、墨西哥五个国家的历史考察，提炼出了强社会与弱国家的组织特征；阿玛蒂亚森对孟加拉大饥荒的历史分析，建构了饥荒政治学的学科基础。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统计分析概念化了“资源诅咒”来描述国家资源富足却又发展后续乏力的现象。

　　还有其他学者因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创新性贡献而获诺贝尔奖。例如，2019年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20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因在对抗饥饿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者在印度反贫困试点中归纳的理论构念与中国的“精准扶贫”不谋而合，但后者的有限援助在全球贫困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但如何更加有效地将中国脱贫成就和乡村振兴实践从学理层面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以此形成的理论纳入世界各国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进行学理对话，避免丰富实践与匮乏理论之间的不匹配现象值得深思。

　　当然，社会科学知识创新，不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中，这类知识生产亟须改变作为单一的概念接受者、理论验证者等心态。另一方面，对不同社会科学创新理论的学习过程中，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特别是通过加强对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研究范式背后底层逻辑的理解，实现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有效梳理。如我们在课程教学和国内外学术论文写作中广泛使用了这类概念或理论：搭便车机制、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公共池塘、理性铁笼。但很少有人讨论在对社会科学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和概念化过程中，为什么要如此这般通过比喻义的方式进行命名。如果无法实现抽丝剥茧式的理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底层逻辑，没有考虑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其所具有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更多出现对正面结果的解读中，而诸多负面结果的呈现还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不可还原性，这就无法实现以面向读者理解为核心的论文创作，更无法实现以中国本土化实践为主题的国际期刊论文创作的学理创新性。

　　其次，有组织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国际能见度，以弥补输出端零散化呈现的不足。在中国发展转型中，尽管有着丰富的治理实践和显著的治理成效，但囿于不充足的本土化理论提炼和理论创新，以及有组织的输出不足，导致中国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一直有限。特别是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他区域发展中国家，未被广泛认可并纳入不同国家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推荐阅读文献，这亟须在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创新性的同时，有组织地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可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文中指出，一方面，我们当前面临着“少数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和挑战”，但另一方面，“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而国际期刊论文发表本身也是国际合作与开放共享的题中之义，特别是在推进有组织、体系化的研究进程中，包含“期刊文献”“数据平台”“国际学术会议”三位一体协同并进。当前，在具体实践层面，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破题切入点。

　　第一，有组织地细致梳理中国实践特征和国际学术界共鸣的共同点、交叉点。全球化关怀、国际化视野、本土化情怀相互统一，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涉及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挑战进行普遍性和特殊性探析，探索出既符合本土实际又具有国际意义的研究路径和解决方案。无论是联合国《21世纪议程》提出的人类发展问题，还是《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的《全世界最前沿的125个科学问题》，政治议程和自然科学往往会给出引导性研究议题，但社会科学研究尚缺乏此类研究共识。当前，我国期刊文献和数据平台建设成果卓越，更需要基于这些数据库来识别潜在的全球研究共性议题，引领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方向。

　　第二，有组织的科研过程，包含中国社会科学创新性成果在国际学术平台中的系统呈现、系统传播。不同国家正在广泛利用学术年会、社交平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新观点，扩大研究的国际受众群体。如国际专业学术年会一般会围绕本学科专业提供期刊、出版机构的成果展示，这就需要有组织推动中国研究主题成果借助学科专业年会，提升成果展示针对性和学术互动性。为国内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团体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建立系统激励机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便利，破解单一以论文发表为主题，形成立体全面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这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主动“走出去”、主动传播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将中国的独特经验案例与全球议题相互衔接，提升中国学者替代性理论假设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有组织化解国际学术传播的语言和网络接触障碍。这包括有组织地为本土学者提供专业的英文写作和编辑服务，帮助学者提高论文的语言质量和出版传播影响力。如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机构对日语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贡献巨大。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开展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已经取得良好成果，但还有待进一步整合不同渠道资源，优化项目支持遴选方式，提升资金利用效率。当然，传播是双向的，我们在关注使用国际学界阅读范围更广的语言（如英语）进行学术创作、学术发表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国际汉学家的研究需求，如国内诸多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刊物，当身处国外时，这类网站难以打开，研究者需要通过VPN软件才能浏览国内学术信息，这同样难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可见性和被引用率，同时也削弱了潜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学术对话机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