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在国际学界却尚未取得与该角色相称的学术话语权。如何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向国际学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社会科学界同仁亟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地方化（provincializing）西方、案例化（casing）中国是一个可能的思路。

　　按照后殖民社会学家康奈尔（R. W. Connell）等人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西方世界在生产所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则仅仅在为来自西方的“真理”提供有趣的数据。在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体系下，我们需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国际学界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看似具有普遍性，实则建基于西方的社会历史经验，因而在解释非西方社会时有其内在局限性。第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更多地沦为那些（西方中心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数据提供者；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一些研究似乎并未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反而更多地成为了西方理论大厦的注脚。

　　面对这样的困局，需要通过地方化西方与案例化中国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及其生产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地方化西方，是指在寻找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社会历史经验之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对其所预设的普遍有效性保持批判性的态度。借用查克拉巴蒂（D. Chakrabarty）的话说，地方化西方的目的并非是否认普遍性本身，而是为了说明“普遍性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形象”。将西方地方化正是为了找出那些来自西方的、以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自居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是如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源自非常特殊的思想与历史传统，而这些传统并不能宣称其具有任何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康奈尔在《南方理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对布尔迪厄、科尔曼、吉登斯等当代社会学巨擘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指出了这些理论是如何扎根于西欧与美国的社会历史经验，同时又声称其具备普遍有效性。虽然大多数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很难像康奈尔一样写出类似《南方理论》的专著，但是我们的日常研究工作往往会涉及运用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化西方的工作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以中国为出发点，去挑战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并以此为国际社会科学界贡献中国力量打下基础。

　　如果说“地方化西方”更多地聚焦于西方世界在上述知识生产体系中作为普遍性理论生产者的角色的话，那么与之相应的“案例化中国”则试图打破中国作为数据提供者的刻板定位，探索以中国为案例为国际学界提供理论洞见的可能性。案例化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非常常见、非常重要但却常常为方法论专家所忽视的策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方法论专家拉金（C. Ragin）就已经注意到了案例化的重要性。在1992年，拉金及其合作者主编了一本名为《案例何为？》的册子，并邀请许多知名社会学家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案例问题。在册子的结尾，拉金用一篇短文对该册子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案例化的概念，并提醒我们案例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拉金看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面对的是无比纷繁复杂的实证世界以及相对简单明了的理论世界，而我们的任务正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案例化，或是将某事物变作一个案例的过程，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方法：通过对“这是个什么的案例”（What is this a case of）的回答，案例化能帮助我们聚焦于纷繁复杂的实证数据的特定面向，从而对其进行分析意义上的简化，乃至一般化与理论化。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将中国这一案例做如是处理？

　　沟口雄三曾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提到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这与案例化中国的要义不谋而合。当然，沟口雄三将中国方法化是在彼时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为了挑战整套启蒙时代以降的西方思想而做出的尝试。而将中国案例化的努力则是从知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为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能的思路。毕竟若想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也许不是考虑如何从国际学界吸收营养来分析中国，而是思考如下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为国际学界提供新的洞见？我们能否不仅仅将中国作为目的，即不仅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为研究目的，而是将中国作为方法、作为案例，即通过中国来研究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当然，这里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未必非要具备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小心本质主义的风险：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美国，都不可能是一个与世隔绝、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全不同的存在。因而，地方化西方并不意味着完全拒斥西方的理论，案例化中国也绝对不是主张中国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换言之，不论是地方化西方还是案例化中国，我们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不同的国家/区域/地方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们尝试将地方化西方和案例化中国合二为一的话，这就要求我们对当前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进行批判性思考。一方面，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康奈尔等学者的工作。我们可以尝试站在中国的角度，通过对社会科学历史的讨论乃至知识社会学研究，来认识、理解这种不平等的分工体系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理论化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时，有意识地通过我们的写作、发表、开会、访问、审稿等学术活动去质疑、挑战乃至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体系。

　　有很多非西方学者在面对国际期刊的审稿意见时都会感到非常不满：如果你研究的是北京、上海——当然可能还包括东京、开普敦或是墨西哥——你可能需要特别说明这些案例的理论或是方法论意义；但是如果你的研究聚焦于伦敦、纽约或是巴黎，你就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要如何地方化西方、案例化中国，不得不思考中国案例对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读者的理论意义。同样，这也应是西方的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为一些享有盛誉的国际学术期刊进行审稿工作时，也曾多次要求他们进行类似的地方化与案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努力会提醒这些学者，要在当前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中，不断反思其在写作过程中可能表现出的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无知。

　　无知和知识一样，都是情境化的，其背后都是权力关系的纵横交织。诚然，我们在当下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的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给我们带来的是知识论意义上的优势，因为我们早已或隐或显地注意到了地方化与案例化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才能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普遍性本身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我们才能将对本国的价值关切有效地转化为连接实证世界与理论世界的通途；我们才能在通过我们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中国社会的同时，向国际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