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是推进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经过几十年的国际化发展，几乎每年都能在国际学术发表平台上阅读到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所做的研究。然而，与日渐增长的发表“量”相比，国际发表在理论对话、思考和创新等“质”的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一些文章重在呈现某一问题的经验模式，但在此之上的理论诠释却深度不足，无法让海外读者获得足够的代入感和交流点。因此，文章虽然得以发表，但传播范围往往有限，难以通过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对既有理论带来更进一步的质证。亦有文章为了迎合特定的理论偏好，在经验现实的呈现上以偏概全甚至削足适履，最后成为某些所谓“主流”理论的简单注脚，从而丧失对既有理论提出建设性挑战的能力。凡此种种，本质上反映出的还是学术成果海外传播的效能问题，也就是既要“说得出”，又要“传得开”和“叫得响”。为了提升海外学术成果的传播效力，具体到一项社会科学研究，不妨从学术脉络、学术问题和学术理据三个角度下功夫。

　　所谓学术脉络，是指围绕特定研究主题形成的知识积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在借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创新。这一创新过程无形中会在特定的学术脉络和知识体系中“定位”一项研究，亦是对潜在读者群和学术对话对象的一种选择。例如，对于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模式的研究，可以从资源交换和制度约束的“硬变量”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的“软变量”角度进行考察。无论将其嵌入哪一种研究传统和脉络之中，我们立论的依据和背后的元假设都不尽相同。因此，在提升社会科学海外学术成果影响力方面，研究者首先需要考虑的一点是，明确自己的研究希望被国际学术界哪些学者读到，从而达成共识或者形成论辩。这方面的关键在于可以形成持续性的学术对话，做到与其他学者的“更唱迭和”。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学术期刊繁复多样，不同的学术发表平台对学术脉络的强调各有差异。例如，一些期刊偏重于一项研究是否能够推动学界既有理论发展，而一些期刊则偏重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及时呈现。虽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理论和经验缺一不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一项研究如果能够将某时某地的经验模式经由细致的思考提炼出有创造性的理论主张，无疑会展现出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从学术脉络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发表应当重视理论积累的厚度和广度。

　　所谓学术问题，是指如何对某一社会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研究层面的发问。社会科学研究向来重视问题意识。好的研究问题源自研究者的过往知识积累和学术敏感度，最能够体现一项研究的学术贡献和创新性。但好的学术问题并非要“曲高和寡”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要能激发出和读者之间的“共鸣”。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发表而言，其面对的读者除了本国学者之外，还会有大量的海外学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发问的时候，对于研究问题的陈述和呈现，要能最大限度地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读者形成一种共情。这里的关键便是研究框架的选取。为一个具体的经验现实选择研究框架，就好比对一幅画进行装裱。众所周知，不同的装裱会有不同的画作呈现效果。相似地，同样一个待研究的社会现象，放置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读者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提升社会科学国际发表影响力，需要把一个经验性问题放置到合适的研究框架中，尽可能让大多数海内外读者觉得有意义、问得好、值得做。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范例是对关系现象的研究。虽然对于中国人而言，围绕关系现象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的日常经验。但是，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讨论，就不能“就关系谈关系”，而是要把关系现象放置到诸如社会资本这一更加广阔的研究框架下进行发问，如此提问虽然仍是围绕关系现象展开，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关系现象本身。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也正如此，好的研究问题永远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影响力的关键点之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术发表，概莫能外。

　　所谓学术理据，是指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辩时所运用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国内发表还是国际发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游戏规则无非是我们熟知的“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应当是经验和逻辑的有机结合。反之，二者之间的割裂会极大地削弱一项研究的价值。例如，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只谈事实，不讲道理”，认为通过质性或者量化的手段，完成对特定社会现象的经验模式呈现即可。之所以说这类研究没能很好地发挥出其内在价值，是因为任何经验模式的诠释和解读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和文化背景，而“只谈事实，不讲道理”的研究恰恰没有很好地提供这种语境和背景。其结果是，对于不熟悉中国社会的海外读者而言，在阅读此类研究时经常会有莫名其妙之感，久而久之，便将此类研究束之高阁了。例如，中国婚礼中的敬茶仪式如果直译，通常表述为tea ceremony。但是对于很多海外读者而言，仅看到这两个英文单词组合在一起，还是不知道何谓敬茶仪式。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上，不能简单地假设读者对经验发现背后的那些“知识”都了然于胸，放弃了“讲理”。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不谈事实，自说自理”。还是以敬茶仪式为例，既然很多海外读者不了解何谓敬茶仪式，那么就索性不向其详细介绍这一经验现实，转而自顾自地建立一套讳莫如深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说法或者理论。然而，这也并非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海外传播的应有之姿。究其原因，在于“不谈事实，自说自理”的立场通过人为地构建某种话语区隔，拒斥了学术对话的可能性。综合上面两个反例可以发现，如果从学术理据的角度出发，提高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国际影响力的应有之义应当是“基于事实，更有道理”。也就是说，在全面呈现经验现实的基础上，基于经验，能够在对话和沟通过程中讲出相比于既有理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和判断。

　　可见，无论是学术脉络、学术问题还是学术理据，都是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发表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术”，而这些“术”的运用都源发于学术发表的初心和“道”。换言之，即研究者的学术品位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基本心态。对学术研究而言，如何从“中国的”变成“世界的”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付诸努力的过程。一项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是希望通过这种发表引起学术和思想层面的关注、反思和知识积累。因此，它不是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而是在学术脉络的层面试图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或者为了发表而发表，而是希望让国际学术界看到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之问”具有内在的学术关联和学术价值；它不是为了经验现实的单纯呈现或者诡辩术般的另起炉灶，而是可以在基于现实发现的基础上，切实通过平等的理论对话，讲出能够令人信服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科学的国际发表之“道”在于一种平常心，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对话形成新思考、新理论。此时，中国的自然也就是世界的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