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汉简质日事务的记写者，有学者提出，明确记载的事件行为者都不是质日主人，不记事件行为者的内容应该是质日的主人所为。

　　睡虎地汉简质日中，未带行为者名字的记载与带有“越人”名字的记载，往往密切关联。例如，《十年质日》四月有一组记录：“己丑越人之邾。乙未父下席。戊戌越人道邾来。己亥归宁。甲辰父葬。乙巳越人视事。”由于各条记事前后衔接，其中的“父”自然是指越人之父，“己亥归宁”显然也是越人所为。睡虎地汉简质日的这类记载提示我们，质日中省略行为者名字的记事确实属于记写者，但带有名字的记录却不能一概排除属于记写者的可能性。睡虎地汉简质日的记写者，应该就是越人。

　　在同时出土的官府文书和私人簿籍中也有越人。睡虎地77号墓的墓主，应该也是越人。越人作为墓主，在随葬的质日上记事，是最合理的解释。

　　越人在同时出土的功次文书中与其他“官佐”并列。在后元三年、四年质日中自称“佐越人”，《五年将漕运粟属临沮令初殿狱》称为“阳武乡佐越人”。秦汉时往往佐、史并称，是最基层的吏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越人在前元《十年质日》一开始即以公职身份出现。据功次文书推算（三年功次“越人功二劳一岁廿二日”），越人大概是在文帝前元九年下半年开始任职，当时应该就是官佐。后元《七年质日》是最后一卷质日，正月以后，基本无记事。文书、簿籍也未见后元七年之后的内容。推测越人在当年去世。这样，他从文帝前元九年到后元七年，担任官佐长达15年。

　　秦汉时佐、史等基层吏员由各县长官任命，选任的条件是“史”（张家山336号汉简《功令》），即有文化。具体要求是“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居延汉简13.7等），即会书写，会计算，有行政能力，熟悉律令。按这些标准，越人应该说称职。

　　质日中记事和越人所记的私人簿籍，其字书写漂亮。随葬简牍有《说苑》类书籍，应该是他生前所读。前面引述《十年质日》四月“乙未父下席”，“己亥归宁”，“甲辰父葬”。“下席”这种用法很少见。《史记·鲁仲连列传》记：“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司马贞《索隐》解释说：“下席，言其寝苫居庐。”《史记》这处“下席”应该和质日一样，是指“周烈王崩”。司马贞之说，显然不对。这也许可以说明越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越人随葬简牍中还有一卷《算术》。他在质日记事中，有较多丈田、上计、上算、上簿的记载。特别是调任阳武乡佐后，他几乎承包了该乡的“定算”。可见他的计算能力应该比较突出。越人先前在县署供职，文帝十四年八月奉调阳武乡佐，后元元年十二月正式就任后，仍多次借调到县署工作。先后涉足的部门，有县府、尉官、田官、狱曹、司空、县厨、阳武亭等。还经常带领民众从事各种徭役，如筑城、修堤、采珠、漕运。“治官民”的业绩也很显眼。越人随葬简牍中有两卷律典，包括当时使用的大部分律章。他对律令应该有比较多的了解。

　　越人前元十四年十二月庚辰，“乘传行，发军书竟陵”；后元元年十月甲午，“起江陵，乘传献（贡献）”，“己亥，夕到长安”。两次因执行紧急公务，乘坐驿车出行。后元五年五月“甲寅（4日），除为守令史”。“壬申（22日），还谒公，复行。”公，大概就是质日其他地方所记的“丞公”，是县丞。越人4日受命代理令史，准备参加漕运。22日大概是带队出发后，又转回来，向县丞请示。不过，越人后元五年参加漕运考课殿后，因而被起诉，在后元七年十一月受讯，“夺劳三月”即削减三个月的劳绩。在后元六年，还因为工作疏误三次被罚款。在后元《七年质日》中三次罚款的周年之日，都有罚款“盈岁”的记载。越人的去世，也许与这些际遇有关。

　　睡虎地汉简质日记事比较频繁，延续时间长，信息量大，值得深入发掘、探讨。这里从三方面谈谈研读体会。

　　1.历法与三伏

　　西汉早期历法的具体情况，一直不清楚。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历谱后，学者有较多讨论。陈久金、陈美东先生与张培瑜先生推算、复原的历表影响比较大，后者的引述更多。睡虎地汉简质日中保存较好的11个年份的历法，与两位陈先生所作历表完全一致；张先生的历表中，文帝十年八月、十三年三月以及后元元年二月、三年九月、七年九月等朔日，均迟后一天。这证明，陈久金、陈美东先生的推算贴合当时的历法实际，更为可靠。

　　伏是汉代一个重要时节。当时的法律规定：“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二年律令》等）唐代流传的《阴阳书》：“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至迟从唐代开始，三伏的安排比较规则，头伏、末伏各10天，中伏10或20天。根据元光历谱等资料，学者指出西汉时的三伏安排并非如此规整。睡虎地质日中的三伏也与后世很不相同。初伏有的在夏至后第一庚、第二庚、第五庚，中伏有的在立秋后，后伏有的在立秋前，也有的在立秋后第二庚、第三庚。在天数方面，后元四年初伏20天，十年、十四年中伏30天。这大大丰富了汉代三伏的资料。

　　2.户、算制度

　　“户”“算”是汉代重要的经济制度。睡虎地汉简质日有6条记载。（1）十年十月己酉（22日）“算都乡”。（2）十三年十月丙午（6日）“与尉琐算离乡”。（3）后元元年八月丁亥（15日）“户”。（4）后元元年八月戊子（16日）“算”。（5）后元三年八月癸卯（13日）“户、算阳武”。（6）后元六年八月乙卯（12日）“户、算阳武”。

　　这些记事中的“户”“算”，应即史籍中的“案户”“算人”，即户口调查和核计承担算赋的人口。有学者以为“案户”即“算人”。（3）（4）中户、算分别在两天进行，证明是相互关联的两件事情。

　　《汉书·高帝纪上》《后汉书·皇后纪上》等史籍记载：汉代户、算在八月举行。不过，《淮南子·时则》高诱注说：“三月料民户口，故官乡也。”有学者因而认为西汉在三月，东汉改到八月。

　　（3）—（6）提供了西汉文帝后元时期八月户、算的明确证据。三月举行在传世典籍中缺乏确切的记载，在简牍中亦无踪迹，难以取信。

　　（1）（2）两度记载十月为“算”，也提出新问题，是否文帝前元年间是在十月算人，后来才改到八月。这两条记载都未涉及“户”。由于户、算关系密切， 而年代更早的《二年律令·户律》明言“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杂案户籍”，文帝前元年间常规的“算”在八月举行的可能性更大。（1）（2）所记，也许是在八月算人之后，由于某种原因在十月复核。

　　户、算的地点，有县、乡两种观点。《后汉书·江革传》载：“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这被看作在县城举行的生动事例。记事（1）（2）越人作为县署官佐参与都乡、离乡的“算”，（3）—（6）作为阳武乡乡佐参与本乡的“户”“算”，证明当时户、算确实是在各乡举行。

　　3.西汉早期县的分等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载：“县盈万户以上为大，不盈万以下为小。”《二年律令》记载：“县道官令、长及官毋长而有丞者即免、徙，二千石官遣都吏效代者。”这表明《汉书》的说法确有依据。

　　《二年律令·秩律》县分五等，安陆县属于第三等，长官秩级六百石。由于《秩律》中第四、五等县很少，周振鹤先生推测汉初是以八百石与六百石分界，六百石以下为小县（《〈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后元《六年质日》记“安陆长杨台为温丞”。县长官称“长”不称“令”，证明当时安陆是小县，周振鹤先生的推测可信，西汉早期长官秩级六百石的县确实属于小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