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地理学”一词最先出现在德语国家，一些术语如艺术地理轴、风格圈层、时代精神、地方性等在20世纪初得到广泛的运用。当代欧美艺术地理学是在20世纪末的文化研究和空间转向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尤其是英语世界文化地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大力推动，带来了内部研究范式的变革和核心概念的不断更新，冲击着艺术理论建构和艺术批评实践。艺术学界通常将21世纪初托马斯·考夫曼的专著《走向艺术地理学》作为该学科出现的标志，但这一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人文地理学界的兴起要再向前推进20年，即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艺术地理学的发展逐渐涵盖三大领域：艺术史研究、景观图像学以及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

　　以地理学为基础性知识的新艺术史

　　艺术史理论的空间转向给艺术领域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学者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以及研究范式。过去，艺术史研究往往局限于线性历史规律的本质主义视角，而如今，它正向着关系性、过程性和问题化的比较研究转型。在这种背景下，新艺术史的出现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新艺术史以地理学为基础性知识，为艺术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维度。这一变革首先体现在艺术研究对象领域的广泛拓展上，它不再局限于博物馆、沙龙和收藏馆的特权空间，而是将艺术史置于整个人造物历史生产过程之中。这一物质性维度的引入，使得艺术研究能够深入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中，不仅拓宽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也促进了跨学科交流和融合，为艺术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学者们开始关注艺术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艺术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规律。在这一领域的演变中，乔治·库布勒提出了“形式序列”的概念，这一概念将艺术史视为一系列马赛克式的横截面序列，这些序列在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纵深处被雕刻出来，每个序列都拥有独特的“时间的形状”，共同构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史景观。大卫·萨摩斯提出“真实的空间”概念，将艺术生产的发生置入地方和文化之中，作为具有特定用途和目的的历史实践的指示符号来进行考量。巫鸿的“历史物质性”概念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认为对艺术品的解释是一种对历史状况的原境重构过程。上述新艺术史进程推动了艺术史与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宗教史，以及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包含着一个必要的前提：必须把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之中。

　　从学科建构的角度来看，艺术地理学提出了“艺术地史学”的概念，“艺术地理学”实际上是“艺术地理—历史学”。艺术地理学通过研究“艺术之地方”，实现了从本质主义到多元微观视角的转变，艺术研究的焦点从“形式”“符号”“图像”的抽象理论转向地理实证，深化了后现代批判性话语在艺术地史学中的应用，为艺术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地理文化视角。当代艺术地理学建构从核心概念、研究方法、主要问题和批评视角等方面对艺术地理学进行了定义和规范，关注诸如艺术是如何与产生它的地方相关联、由它决定或决定它、受它影响或影响它的；艺术是如何通过一个民族、文化、地区或者国家被识别出来的；不同地方的艺术如何通过传播或接触而相互联系等问题。艺术品被当作一个历史事件，包括了产生、传播、留存或毁灭的全部空间过程，形成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基于语境”的审美体验。

　　景观图像学兴起

　　景观图像学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英语国家出现了景观艺术研究方法论上的革新，这种方法论上的革新建立在艺术史与地理学之间深度的跨学科融合之上。一方面，在艺术批评方面，受约翰·伯格的观看理论和雷蒙德·威廉斯“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艺术史家如约翰·巴雷尔、安·伯明翰等抛弃了传统风景画研究范式，从意识形态维度研究18、19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格罗夫借鉴潘洛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方法，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将景观定义为一种由历史决定的“观看方式”，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景画是如何通过观看视角及符号象征等主要手法来传达社会文化意义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艺术和地理间的这种跨学科研究激起了地理学家、艺术史学家、画家、文学批评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极大兴趣和积极参与，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景观图像学。

　　景观图像学运用图像学和民族志解读艺术作品，深入剖析其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对整个过程的深度描述，客观上导致了案例研究方法的普及。案例研究方法的普及也代表着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即景观的意义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群体中是不稳定的，是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存在的，永远对讨论和争议开放；伴随案例分析而来的是批判视角的设定，带来了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等诸多批评话语的参与。

　　景观图像学将地图学视为重要分支，研究集中于文艺复兴绘画与光学、荷兰风景画制图艺术、达芬奇、丢勒和维米尔是如何运用和影响制图学的、艺术家行会是如何影响地图图像的呈现等，有一种共识是，欧洲的风景艺术与地图绘制曾相互融合、不分伯仲。当代艺术制图实践扩展了制图认知，涉及超现实主义、情境主义国际等艺术形式的地图绘制。这一转变使艺术实践从审美关注转向记录和探索功能，地图学不再仅限于表征阐释，而是聚焦于后表征制图实践过程。这一变革不仅体现了艺术与地图学的融合，也展示了艺术实践在记录和探索方面的新方向。

　　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

　　随着当代艺术对表达媒介的不断突破，对沉浸式、在场性和具身性的强调，使当代艺术主体实践非常重视场地的重要性，大地艺术、行为艺术、公共艺术、在地艺术、装置艺术等当代艺术形式使艺术与场地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此情境下，艺术类型可分解为“场地决定的、场地参照的、场地意识的、场地反应”。当代艺术进一步突破媒介的桎梏，在从表征向非表征的整体转变中，将艺术实践直接嵌入到日常生活具体场景之中。特雷弗·帕格林提出“实验地理”概念，从空间实践的角度来重新规划艺术的问题。哈里特·霍金斯则揭示了当代艺术地理批评的核心路径。“场地”“身体”和“物质性”，不仅是作为方法，也是当代艺术地理批评的重要主题，它们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相互交织，同时存在。

　　通过绘制当代艺术地理学研究这一不断扩张的地理版图，我们对当前新兴的艺术地理学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从理论话语内在属性来看，当代艺术地理学是在后现代思潮和新文化地理学语境下形成的跨学科理论话语，表现出与传统艺术地理学迥异的特征，凸显出一种以物质性、差异性、过程性和表演性为特征的唯物视角，是一个日益走向实践的领域。从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来看，艺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从艺术品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全部人工制品和各种媒介的表征实践，进行多学科融合下的地方性知识的建构，考察艺术领域的区域与身份、边缘与中心、传播与交流、流散与融合等主要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政治态度和伦理关怀，并以艺术批评和艺术实践活动积极地介入社会变革的斗争之中。从发展趋势来看，艺术史研究会有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在此基础之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全球艺术史”，而当代艺术将会日益成为艺术地理研究的重心，其物质性和实践性维度会进一步加强，跨媒介、跨学科、多领域之间的普遍合作也会集中出现在当代艺术领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山水美学话语西传路径及其影响研究”（23&ZD2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