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五国于1975年才取得独立。非洲葡语五国的政治去殖民相对滞后，因此对于文化解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承载思想厚度的能力与完备的表现力，长篇小说迅速取代诗歌与短篇小说，成为非洲葡语五国最主流的文学形式，而历史小说在对本地民族历史的重塑中作用突出，成为当代非洲葡语文学的重点。自然，非洲作家不能也无需对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小说进行完全移植，而是在内容和思想上孕育着革新。当代非洲葡语历史小说的突出趋势有二：一是通过聚焦跨文明背景的人物，探讨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二是以海洋为基础，在“全球南方”的视野下构想跨区域共同体。

　　历史与文学关系的重塑

　　独立前后，非洲葡语国家零星出现的历史小说多遵从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得到重塑，“本土”与正义的天然联系被普遍反思。莫桑比克作家恩古拉尼·巴·卡·科萨1987年发表的小说《瓦拉拉皮》通常被看作非洲葡语历史小说的代表作，该小说的主角是19世纪末加沙帝国的皇帝贡古雅纳。独立后执政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将这位本土领袖塑造为悲剧性的反殖民英雄，但巴·卡·科萨揭露了该人物在历史中的真实性格，解构了视本土政权为乌托邦的叙事。民族主义叙事固然需要在国民心中唤起共同体意识，但这种建构不应虚假地美化、浪漫化前殖民时代或本土政权，而应全面、客观地理解本国历史。而在2009年出版的《哀泣》中，巴·卡·科萨讲述的虽然依旧是19世纪末葡萄牙和莫桑比克本土王国之间的互动，但小说的重点发生了转变，聚焦葡萄牙白人如何在莫桑比克成为一个本土王国的君主，重点关注主角身份的流动和知识的再生产。相比之前单纯刻画本土负面领袖的作品，这部小说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同一个道理，即非洲的未来铭刻在自身的历史中，最需要挖掘的是非洲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与之相对应，在安哥拉也出现了对恩津加女王形象的重新建构。17世纪西非古国恩东果和玛坦巴的女王恩津加长期抵抗葡萄牙人的侵略，在当地语言中，恩哥拉（Ngola）也是安哥拉国名的起源，因此成为众多民族文学作品刻画的对象，如曼努埃尔·佩德罗·帕卡维拉的长篇历史小说《恩津加·姆班迪》（1975）中就明确将其作为反殖民主义的图腾。但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2014年的小说《恩津加女王》强调的却是女王在政治上反抗侵略和在生活中突破性别预设这两者在逻辑上的统一，女王成了具备现代独立精神的女性先驱。值得注意的是，《恩津加女王》虽然刻画了一群睿智、强大的女性，但并没有从女王视角展开叙事，而是与《哀泣》类似，以外来者作为切入点，描摹巴西传教士达克鲁兹的认知转变。从葡萄牙人的间谍到反抗欧洲人入侵的战士，神父被女王一步步感召，浸润在非洲文化中，实现了一种与20世纪殖民主义话语反向的归化。达克鲁兹代表了另外一个群体，他们的出身与非洲无关，却被这里吸引并形成身份认同，这也映照着非洲国家对于外来者的开放胸怀，同时也是对欧洲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超越。

　　“全球南方”视野下的非洲声音

　　达克鲁兹的巴西出身暗合了非洲葡语历史小说的一种趋势，即突破非洲与欧洲的二元对立，在“全球南方”的拓展视野下挖掘非洲的声音，在跨大洲、跨大洋的共同生活经验中建构跨区域认同。特别是位于西非的安哥拉和佛得角等地，上溯殖民时期的历史必然会经南大西洋三角航线与位于美洲的巴西以及加勒比地区产生关联，而莫桑比克则更多通过印度洋与亚洲特别是印度次大陆发生联系。大海是充满可能性的通途，正如《恩津加女王》中历史领袖的愿景：“在古代，非洲人眺望大海，看到的就是尽头。大海是一堵墙，而不是一条路。现在，非洲人看着大海，看到的是一条对葡萄牙人开放，但对他们禁止的道路。未来，那将是非洲的大海。非洲人将在这条道路上创造未来。”

　　海洋可以象征单一国家发展的可能，如在《母亲，母性之海》（2001）中，安哥拉作家博阿文图拉·席尔瓦·卡多佐选择以火车历经十五年终于抵达海滨作结，与海洋的重逢象征记忆的恢复以及安哥拉作为国家的重生。但更重要的是，海洋天然是建构共同体的场域。葡萄牙的若泽·萨拉马戈在《石筏》（1986）中想象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断裂，最终停留在欧、非、美三洲的中点，其中蕴含了朴素的共同体意识，但仍然将西葡两国置于中心。然而，随着欧洲文明的相对停滞，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敢于设想将自己的大陆置于这种历史形成的关系中心，正视自身的能动性。无论是阿瓜卢萨的《克里奥尔国度》（1997），还是鲁伊·杜阿尔特·德卡瓦略的《不可测：巴西短篇》（2006），两位安哥拉人的作品都在以历史与文学的方式重构巴西、葡萄牙、安哥拉三国的联系，探索由南大西洋联结的混合价值观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在当下“全球南方”的语境中将其重建。在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均已终结的今天，应当在文化领域建构新的“克里奥尔国度”，以平等的姿态拥抱复合的实践。正如巴西学者若昂·塞萨尔·德卡斯特罗·罗沙对拉美文学的反思，他认为三角代表了可能性，代表了对二元的突破，意味着“中心”和“边缘”可以变化，因此需要重视传统意义上“边缘”乃至“边缘之边缘”的声音。“全球南方”视角从本质上说是对二元的突破，新时期非洲葡语文学的包容特质和世界胸怀应当得到更多重视。

　　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也于2006年发表了《人鱼残足》。借由一尊受诅咒的圣母像，2002年莫桑比克女子姆瓦迪亚对去世丈夫的追寻、非裔美国人本杰明对祖先历史的探究与1560年葡萄牙传教士堂贡萨洛从印度前往莫桑比克传教的经历发生了交集。《人鱼残足》的关怀对象涉及非洲人在全球的离散和后裔重回非洲等话题，作家提醒读者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英语圈，其他语言也有权利和义务参与这样的国际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托的写作一向注重强调印度洋认同对于莫桑比克的重要意义。开放、无尽的印度洋空间促成了跨洲际身份的形成，书中年轻的天主教神父、印度女人以及非洲男人都在跨越海洋的过程中与新的大陆建立了联结。

　　在2010年的小说《赫佐格之眼》中，历史学家出身的莫桑比克作家若昂·保罗·博尔热斯·科埃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展示了一幅非洲东南部的全景图。在这篇小说中，莫桑比克的身份多元混杂，不再只是被葡萄牙殖民的空洞空间，而是多种利益关系角力的场所：跨国与本地、欧洲与非洲、南非与莫桑比克、英国与德国、殖民主义与原初的民族主义。该书不仅是对主流一战叙事中忽略非洲战场的回应，突出莫桑比克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而且在小说后半部分，借由主人公德国士兵汉斯与混血儿民族主义活动家阿尔巴西尼的互动，强调首都马普托（时名洛伦索马科斯）空间上的割裂和叙事上的对立，在体现殖民地社会等级制度的同时，也隐喻了当代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被排斥者身处两个世界的现实。

　　历史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多棱镜，让复数的过去与纷杂的现在持续对话。像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样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需要的不是关于历史起源的唯一基础性文本，而是针对现在同处一国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展开多方位的研究和学习，在理解的深化中夯实未来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非洲葡语历史小说的兴盛既是调和自身异质性、拥抱海洋、重塑与历史关系的产物，也为世界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参照。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意语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