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现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纳丁·戈迪默是极为独特的存在。她虽为白人殖民者后裔，却不似加缪和莱辛在非洲、欧洲往来旅居，也不似其同胞库切移居他国，而是和索因卡、马哈福兹和古尔纳等非洲本土作家一样，将非洲视为唯一的家园，通过文学创作来不断探寻扎根非洲的生存之道。戈迪默15岁在文坛崭露头角，直至91岁离世一直笔耕不辍，共创作了15部长篇小说、11部短篇小说集和7部文论集。她七十多年的文学生涯几乎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白人破碎心灵的寻根之旅。

　　戈迪默小说中的家国叙事

　　关于写作主题，戈迪默曾说：“作家所写的每件事都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不论哪位作家都想试图从混乱中建立起自己的认知模式”，而她的所有小说其实都是围绕“家国意识”来创建自己的认知模式的。与不少有良知的南非白人一样，戈迪默长久以来都陷于一种非此非彼的生存困境。她既无法对实施种族主义的白人统治阶层产生认同，亦无法完全被遭受种族隔离制度压迫的黑人群体接纳，因而时刻处于一种精神上的“无根”状态。这种无根的漂泊之感在许多南非白人作家身上都有体现。J.M. 库切曾在自传体小说《夏日》中坦言：“我们觉得自己是寄居者，是临时居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家，也没有家园。”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戈迪默曾提到自己是在一种国家模式空缺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她无法称南非为“我的祖国”，唯有通过写作来突破困境，并为南非的变革尽一己之力。白人如何在非洲/南非扎根，如何能成为真正的非洲/南非人，如何构建自己的家国意识，成为戈迪默小说探寻的永恒主题。

　　家国叙事贯穿于戈迪默的整个创作生涯。她的15部长篇小说，虽然故事迥异，但主题都关乎家国。受南非历史政治变化的影响，戈迪默小说的家国叙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的“离家”、中期的“无家”和后期的“迁家”。无论何种形态，戈迪默的家国叙事都是期望在身体和心灵的游移过程中，寻找到“家”的精神归属和“国”的民族身份认同。

　　三个阶段的家国叙事

　　“离家”主要体现在戈迪默的早期小说中，即《谎言岁月》（1953）、《陌生人的世界》（1958）、《恋爱时节》（1963）、《晚期资产阶级世界》（1966）和《贵客》（1970）这五部小说。这些早期作品几乎都是一种自我探寻式的个人成长小说，主要讲述主人公“离家”之后的生命体验，希望以“离家”来寻求真正的精神家园。

　　《谎言岁月》是戈迪默的首部长篇小说，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该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海伦·肖（Helen Shaw）童年时期的白人中产家庭生活和成年离家之后的成长经历，讲述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白人女性的强烈疏离感和自我觉醒之路。在小说的结尾处，海伦发现自己虽然“可能渴望回家，然而却永远流浪”，并最终离开南非前往欧洲。戈迪默的第二部小说《陌生人的世界》则是外来者视角下的家园探寻。接下来的《恋爱时节》和《晚期资产阶级世界》都描绘了女主人公重新认识自我，从南非白人资产阶级家庭的封闭观念中走出来的过程。第五部小说《贵客》是其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开启了从“家”到“国”的叙事转变。戈迪默早期小说中的“离家”虽然有多种形态，但本质上都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旧有生活异化状态的新身份和新生活，虽然寻找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却展现出一种新型认知模式的萌芽之势，离家正是为了探寻真正的精神家园。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戈迪默小说的家国叙事开始从“离家”转为“无家”，即表现为一种无处可去、无处为家的虚空状态和生存困境，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保护者》（1974）、《伯格的女儿》（1979）、《七月的人民》（1981）、《自然变异》（1987）和《我儿子的故事》（1990）这五部小说中。

　　其中，《自然资源保护者》是戈迪默从现实主义迈向现代主义的转型之作。该小说通过意识流手法，讲述了往来于城乡的南非白人矿业资本家梅林（Mehring）的“无家”状态。梅林买下城郊农场，以为拥有土地便能建立自己的家园，然而却只能在“无人可以说话的农场上”自言自语，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张土地买卖契约，永远无法像其黑人雇工那样，视土地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家园。《伯格的女儿》的主人公罗莎·伯格（Rosa Burger）是与梅林截然相反的另一类南非白人。作为南非共产党领袖的后人，罗莎因革命斗争而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只能期望以献身革命来缔造南非的未来家园。戈迪默这一时期的“无家”叙事是与当时的南非社会状况紧密相连的。种族隔离制度所引发的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以及文化审查制度造成的思想禁锢，使得当时的南非人民很难在南非寻得安身立命之地，亦无法有精神圆融之感，因而始终处于一种漂泊的“无家”状态。

　　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戈迪默的小说主题开始变为“迁家”，即从旧家迁移至新家。“迁家”既指居住房屋的实际搬迁，也指家庭观念的自我更新，体现了南非转型时期社会新秩序的构建状况。“迁家”主题主要涉及戈迪默的后五部小说，即《无人伴随我》（1994）、《家枪》（1998）、《偶遇者》（2001）、《新生》（2005）和《何时似今朝》（2012）。

　　《无人伴随我》的主人公白人律师维拉·斯塔克（Vera Stark）在经历了南非历史过渡期的诸般社会变革和家庭变故后，最终卖掉自家房屋，独自搬到黑人好友住宅的附属小屋居住，毕竟“旧政权的逝去也让放弃旧的个人生活成为可能”。《家枪》围绕邓肯·林德加德（Duncan Lindgard）杀人案的真相调查和庭审论辩展开，以邓肯父母的内心变化展示了南非白人从典型保守主义家庭到新型文化混合家庭的认知转变过程。戈迪默的“迁家”叙事是对南非历史转型困境的反映。戈迪默曾将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比作柏林墙的倒塌：墙倒了，人们欢呼雀跃，却根本没有来得及去思考现实问题，或者没有考虑过第二天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南非如今所处理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一些心理问题。

　　无论“离家”“无家”还是“迁家”，戈迪默的“家国意识”叙事都是试图通过对“家”的解读来探寻个体的生存，以对“家”的文学想象进入南非社会的公共领域，通过对“家”的多视角建构关注人性的多维复杂构成，以对“家”的归属重建被种族隔离制度破坏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何时似今朝》的小说结尾处，在准备移民澳洲的里德一家万事俱备、与友人欢聚告别之际，原本最先提出移民想法的史蒂夫却突然大喊“我不走”。这一声“我不走”，恍若一记枪响，提醒着南非人民革命尚未成功，又如一记春雷，预示了南非新型家国意识的萌芽。“我不走”是寻根非洲七十年的戈迪默对祖国和同胞的深情告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