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是历史上的一桩公案。正如对他的思想有不同评价一样，对他的死也是看法各异。有人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冤案，苏格拉底是阴谋的牺牲品；有人认为苏格拉底是杀身成仁；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罪状完全可以成立，纵然他的人格是伟大的，追求的境界是崇高的；也有人说，苏格拉底是因为“教过‘三十寡头’政府首脑克里提亚斯（Critias）而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人说，“使得苏格拉底最后惹来麻烦的是他的政治观点，不是他的哲学观点或神学观点”，认为“他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E.巴克尔（E.Barker）认为苏格拉底“确实殉道于他的唯理智主义的政治观念”，“他的死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威胁到了国家的政治秩序；但既然那种秩序与在形式上崇拜城邦诸神联系在一起，他就同时被指控威胁到了这种崇拜”。然而，事实上真的因为他杀身而成仁了吗？苏格拉底究竟因为什么被处死的？他果真有罪吗？的确，苏格拉底之死，已经构成他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唯其如此，这一事件才具有如此长久的震撼力，也许是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探讨的一个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讨论苏格拉底之死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很少有人把他的死与另外一位命运相似的同代人联系起来。他就是下文将提及的雅典政治家塞拉麦涅斯（Thramenes）。如果将二人的经历加以比较，也许会为揭开这个千古奇案的谜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公元前399年，年逾七旬的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府判处死刑。原告有三人：麦里托斯（Menetus）、吕康（Lycon）和安尼图斯（Anytus）。前二人为不知名的诗人、修辞学家，后者在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制重建的过程中有功，已是平民派领袖之一，也是在这一事件中真正起作用的人物。控告苏格拉底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不信雅典官方宗教而另立新神，所谓“慢神”之罪；二是说他蛊惑、败坏青年。在由501人组成的法庭上，苏格拉底从容答辩，表现得异常自信甚至有些盛气凌人。他完全否认所谓“慢神”的指控，但承认他确实相信一种“灵迹”（daimonion）。他说，从幼年起便有一种“声音”伴随着他，当他决定做什么事的时候，声音对不该做的事往往预加阻止，也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得见；不过，声音从不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实际上，这条“罪状”是雅典社会笼统地攻击自然哲学家的一般口号。从苏格拉底的许多言行来看，他是个虔诚的人，说他另立新神，恐怕难以服人。

　　另一条败坏青年的罪状，或许更带有实质性。所谓败坏青年，就是控告苏格拉底把青年引上了邪路，说他“探究天上与地下的事物，惯于颠倒黑白，并以此教人”。苏格拉底理直气壮地作出答辩，说他毕生都致力于探求真理，以善德劝导青年，如同父辈对待子弟一样，怎么可能以邪恶教唆青年？其实，苏格拉底非常清楚，原告的意图不在于和他说理，而在于给他定罪。

　　苏格拉底真正的死因主要是由于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雅典的民主制。他对雅典抽签选举、公民大会的组成成分和当政者的无知颇有微词，认为既然理发、做鞋都需要专门技艺，治理邦国这么大的事儿自然需要智慧和专门知识，不能随机抽签选个什么人都可以胜任邦国的领导工作。在他看来，政治智慧、政治艺术及美德和专项技能知识不同，是不可传授的，因此邦国应当由内行（专家）来治理。他说：

　　我同希腊人一样认为雅典人是聪明人。我看到当我们召开公民大会的时候，当这座城市必须进行某项建筑事业的时候，他们会找来建筑师作为顾问。当涉及建造舰船的事务时，我们会找来造船师，诸如此类的事以及其他事情都能够教授和学习。如果有其他不是行家的人向他们提出建议，即便那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富裕的贵族，他们也不会听他的，而是嘲笑他，直到那位演讲人被轰下台或自己撤销建议，或者在主席的指令下由警卫揪他或赶他下去。在关于技术问题上他们是这样行事的。但当争论涉及城市的一般政务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提建议，无论他是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长还是富人或穷人、贵族或平民。他们没有在什么地方学习过，也没有自己的老师，却没有像指责那些提出建议的人那样指责他们。

　　苏格拉底还举例说，伯里克利给了他儿子各种教育，但他个人取得成功的政治智慧或美德却没能教给自己的后代。他认为，智慧或美德不同于专门知识或技能，是不可传授的。因此他认为智者许诺能够教会人们从政是值得怀疑的。

　　基于这种“专家”治国的思想，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的重要制度之一的抽签选举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用抽签的方法来选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方法雇佣一位舵手或建筑师、吹笛手，或其他行业的人。而这类事若出错的话，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出错轻得多”。

　　苏格拉底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思想敏锐。上自国家的政治法律，下及民众的道德宗教，无不加以评述；尤其是敢于一针见血，针砭时弊。因此，对于雅典其间频频政变而出现的种种政制，他都要加以批评，更何况他的周围还有一批聆听他教诲的青年人。这不能不引起当政者的嫉恨。而且苏格拉底一贯自以为是，软硬不吃，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指出，雅典固不乏物质和精神文明，美中不足的是它贪求富贵而忽视善德。他把雅典城邦比作行动迟缓的大马，将自己比作马背上的“牛虻”，如果没有牛虻的刺蛰，此钝马就会失去奋发图强之志。他甚至说：牛虻乃上天赐予雅典，今日若杀我苏格拉底，雅典将不会再有第二个牛虻。其实，在“三十寡头”当政时期，克里提亚斯已经准备给苏格拉底治罪了。大概由于苏格拉底的言论并未直接危及当政者，也由于该政权很快垮台（仅维持约8个月），苏格拉底侥幸逃过一劫；可是，随后恢复的民主制政权，为了稳定政治秩序，消除那些令他们不安的政治因素，便迫不及待地对苏格拉底下手了。因此，苏格拉底的这两条罪状皆是似是而非，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公元前5世纪末是雅典历史上一个多事之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战败，对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以至民众心态都产生重大影响。战争最后10年雅典政变频仍，其中大都与期间的风云人物塞拉麦涅斯有关。修昔底德认为塞氏“多谋善断、辩才出众”，在古代就有人称他为“史上最优秀政治家之一”，也有人贬斥他为反复无常的“墙头草”，时至当代依然争议不断。事实上，很难将塞氏归于传统的寡头派、民主派或中间派。他屡屡参与政变，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最根本的目的是希冀从“祖先的宪法”里撷取某些条款，通过“托古改制”即修改宪法来为现实服务，属于务实的政治家。因此，如果说塞拉麦涅斯是“一切政府的破坏者”（亚里士多德评语），那么，苏格拉底也许就可以算是“一切政府的批评者”了。塞氏之死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行为得罪了当权派，苏氏之死主要是因为其政治言论触怒了当政者。塞拉麦涅斯是一位政治家，实践者；他的死，和作为思想家、批评家苏格拉底之死一样，都算得上是雅典历史上的悲剧。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他们的“破坏”和“批评”，又都是以雅典邦国根本利益为依归，并且是符合雅典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他们至死都希望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每况愈下的雅典能够重振雄威，雄霸希腊世界。然而，雅典的历史毕竟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们都不能见容于当政者；在一个有浓重法治传统的城邦，他们最终不得不踏上同一条归途：以合法方式被处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早期国家形态比较研究”（22VL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