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人们常说，语言使人类与动物相区分，文字则使文明与野蛮相区分。显然，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可谓文明的灵魂。

　　遗憾的是，文字的重要性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什么是文字呢？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文字只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曾经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的存在只是为了表现前者”。换言之，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表现语言，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只是语言的附庸。这种观点被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批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语音中心主义）。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偏见根深蒂固，导致人们推崇语言、贬低文字，文字的重要性被人们忽视。

　　破译古埃及文字

　　古埃及文字曾经被连续使用4000年左右，堪称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古埃及文字具有的象形特征使很多研究者产生了严重误解。正如古希腊人给古埃及文字的命名hieroglyphica（神圣的刻写）一样，自从古希腊古罗马统治埃及以来，古埃及文字便被笼罩在这种神秘的光环之中。人们误以为古埃及文字是一种含有“神的启示”的象征符号，隐藏着古代祭司们的神秘智慧，只有某些掌握宗教奥秘的人才能知晓其中的含义。5世纪，一个叫赫拉波隆的人写了一本介绍古埃及文字的书。书中对古埃及文字的解释牵强附会、荒诞不经：古埃及人画一只野兔表示“打开”，是因为野兔的眼睛永远是睁着的，即使睡觉也如此；画一只秃鹫表示“母亲”，是因为秃鹫都是雌性的，没有雄性的。赫拉波隆如此荒唐的解释竟然被欧洲人奉为圭臬，几乎无人敢越雷池半步，直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因此，古埃及文字无法破译是因为学者们步入了“象形”的误区。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秘传神学、神秘术和神智学之所以对法老时代的埃及依旧痴迷不减，圣书体文字具有的魅力和奥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822年9月27日，法国学者商博良在巴黎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表音圣书体文字的字母问题致达希尔先生的信》的报告，宣告古埃及文字破译成功。人们通常把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和勤奋。客观地说，商博良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试想，如果没有罗塞塔石碑上的双语对照碑文，他不可能破译；若没有其他先贤的不懈努力、天才式灵感，尤其是法国学者德·萨西、英国学者托马斯·杨、瑞典学者阿克布拉德，恐怕商博良的成功也根本无从谈起。这些人物个个堪称天才，为什么独有商博良最终成功了呢？

　　2015年5月，在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召开的“世界四种远古文字的对话”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埃及学者雷奥·德普伊特指出：“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史有待于我们重新书写。若没有认识到中国汉字在对古埃及文字的早期破译过程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重写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史将是埃及学界永恒的任务。”汉学和埃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比较文字学研究的日益进展，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即欧洲汉学的创立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了解。1814年，法国迎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即法兰西学院设立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由年轻的汉学家雷慕沙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席位的设立标志着法国（也是整个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虽然商博良解读古埃及文字的具体经过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但是，通过他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以及此后出版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商博良从雷慕沙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具体而言，商博良正是从“反切”“形声”“部首”等中文概念中获得了破译古埃及文字的灵感。商博良在著作中多处多次提及中国，涉及汉字相关知识的诸多方面：1822年出版的《就表音圣书体文字的字母问题致达希尔先生的信》中两处提及中国，明确指出古埃及文字与汉字属同一种文字类型；1824年出版的《古埃及文字体系概要》中40余处涉及中国；1836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语法》中4处涉及中国；1841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词典》中50余处涉及中国，如“六书”“三才”等概念。商博良还在《古埃及语词典》一书的序言中，就汉字与古埃及文字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还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汉语词汇的分类，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商博良所掌握的丰富、深入而准确的汉学知识，使得他能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从汉语汉字中获得了无穷的灵感，最终揭开了千余年来笼罩在古埃及文字上的神秘面纱。不过，尽管我们把商博良称为古埃及文字的破译者，但是严格说来，他并没有将古埃及文字完全破译。事实上，商博良在破译古埃及文字过程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可靠的、可核实的“标音圣书体文字字母”汇编，他只是意识到古埃及文字中单音符号的存在，而没有意识到双音符号和三音符号的存在。这项工作后来是由德国学者卡尔·莱普修斯逐渐完善的。

　　古埃及文字与艺术的融合

　　圣书体文字是一个复杂的文字体系，它既是语言的表达，也是对周围世界的表现。换句话说，圣书体文字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作为语言的符号表达语意和语音，另一方面又作为图画反映世界。圣书体文字的后一种功能可以说与艺术毫无二致，因此，柏拉图在谈及古埃及文字时使用了“样板”一词。“样板”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圣书体文字被认为是由诸神创造的，如同神庙的结构和仪式的步骤一样。王朝后期的埃及神庙把保护和保存这些样板和格式视为己任。德国埃及学家阿斯曼指出：“圣书体文字拥有包罗万象的能力，因为它从理论上说能够容纳所有可以被描画的事物，它相当于一部图解百科全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位德国埃及学家荣格这样说：“古埃及人的世界无非就是由神创造的圣书体文字符号。”

　　在古代埃及，圣书体文字属于艺术的范畴，只有一个成为“画工”，即在纪念碑上勾勒圣书体文字轮廓的人，才有必要学会圣书体文字。古埃及人的艺术与文字融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不能说它们关系紧密，而是应当把它们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文字构成了一种艺术，那么艺术就可以被称为文字的延伸。正是因此，圣书体文字在存在过程中一直没有放弃细致逼真的图画特征，就如同古代埃及艺术在类型和格式等方面自始至终遵守严格的法则一样。圣书体文字所具有的艺术特征与艺术所具有的文字特征相辅相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古埃及文字的消亡

　　古埃及文字这样一种发达且成熟并可以满足社会各种需要的文字，后来怎么会消亡了呢？这个问题引发了众多的评论和假说。法国学者、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克里斯特瓦认为，一个较为可能的原因是基督教对埃及宗教的取代造成了书吏——祭司阶层的衰落，因而导致他们使用的语言及文字体系随之衰退、凋零。

　　虽然古埃及文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然而，它并非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统治时期，该时期埃及文字变得更加简化和多元。当时的人们普遍注意到古语词的语音化现象：古语词获得了表音功能，其音值大多是它以前标注的数个辅音中的第一个辅音的发音。但是，同样在该时期，一些埃及祭司为了垄断祭司阶层的特权地位，故意将埃及文字变得复杂而晦涩，书写圣书体文字的符号数量从原来的700多个迅速增加到几千个之多，导致不同地区神庙的祭司书写的圣书体文字出入很大，这给理解和沟通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便，从而也对圣书体文字的消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文字学家盖尔布指出，从世界上不同地区文字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文字是走“经济化”路线的，即愈简单愈好，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后来的埃及人为什么会着迷于使用更为简单的希腊字母了。

　　另外，古埃及文字只是标记辅音，元音被忽略不记，记录语音的作用在古埃及文字体系里被严重弱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埃及文字独立于话语交流，从而亦独立于社会交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特瓦认为：“当经济环境发生改变时，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必定要走上消亡的道路：这便是希腊文明入侵地中海盆地、交换（商业社会）成为主导准则时所发生的事情。”

　　通常来说，读写能力会对人类思维产生强大的影响，但在古代埃及，这种文字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文字能够保存和编纂信息，尤其是过去的和神秘的信息，但它并没有对已知信息进行更抽象的、辩证的分析，也没有产生任何文化多样性。正如英国埃及学家帕金森所指出的那样：“古代埃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口头文化，文字只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和认知现象而已。”当然，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作为一种标准化的书写系统可以跨越方言的障碍交流信息，满足政治权力的需要，统一了尼罗河谷，成就了绵延几千年的伟大的古埃及文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比较视域下的古埃及文字研究”（19VJX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