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纷纷瞩目中国传统思想中“名”的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动向。这种可以称之为“新名学”的研究思潮要求扬弃以逻辑学为准绳的方法论，从更大更广的视域关注中国名学的核心问题。与近代名学仅限于中国学人群体的情况不同，“新名学”获得了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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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的议题在先秦一时盛极，却于秦汉之际日趋式微乃至中绝。然而，立足于“新名学”的视域，汉代仍然有名学，有别于受西学影响而局限于逻辑与语言的狭义名学。汉代名学侧重伦理的、政治的“名”，注重从“正名”到“正政”的致思进路。作为方法的“正名”也并不属意在是非的意义上追求名实相合，而落实于经典诠释与字义训诂。对此可以从作为汉代名学之渊薮的董仲舒出发略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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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学复兴，外受佛道思想挑战，内临汉唐经学衰微。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张载谨守“儒者自有名教可乐”的警训，发前人之未发，尤其在“名学”上功绩显著（非理学家沿袭汉唐“名学”，理学家周敦颐没有“名”的理论探讨，邵雍言之也少，程颢、程颐也不及），走出了汉唐“名”的政治化、经学化的藩篱，开创了更为凸显“名”的德性化、义理化的宋代“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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