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于巴黎的法国当代非虚构作家艾玛纽埃尔·卡雷尔在作品及其采访中常自称“布波族”。对该群体而言，“巴黎”这一地理空间被赋予了社会和文化意涵。作家也借用语言习惯、活动方式和范围的差异、性质不同的地点名词构筑该城常驻者的心理外延。叙述者在城中的迁徙途径恰好构成一个未完成的圆，其东边的缺口暗合对“远方”，尤其是海与山的渴望。受道家与禅宗思想影响颇深的卡雷尔将这两种意象穿插于他的人物故事与叙述者的自身经历中，如流动之水包容差异，彰显个体生命的价值，而“山”既庇护独立清醒的自我意识，也掩映着多样的自然界，为人们提供自主更新、不断丰富的精神家园。

　　“布波族”的巴黎轨迹

　　“布波族”一词首先出现在莫泊桑于1885年出版的小说《漂亮朋友》中：出身穷困的杜洛瓦将坐拥蒙梭公园旁靠近十七区的寓所的瓦雷尔夫人视作“小布波”。2000年，大卫·布鲁克斯在《BOBO族：新社会精英的崛起》一书里，以“布波族”代指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财富与自由出新的价值观和文艺观于一身的特定群体。法国《回声报》曾提出，该群体通常居住于巴黎右岸，尤其偏爱风格显著却略缺修缮的老式建筑和临近大公园、小众博物馆或各类剧院的特定街区。2015年，巴黎市长伊达尔戈自称与市民同为开放兼容、热爱生活和多元文化的“布波族”。卡雷尔笔下叙述者的生活空间也展现着该类人群的活动轨迹和文化习惯。

　　清晨，“我”沿九区宁静的布朗什路走到街口的小咖啡馆读报；若逢周日，便为尚熟睡的家人买新鲜的面包和橙汁，而工作日则牵女儿的手送她上学。其间， “我”会经过位于拉罗什福考德街的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曾经的工作室；接着再背对夏普塔尔街走回家，而浪漫生活博物馆正坐落在该路上。它曾是荷兰裔画家阿里·谢弗的画室，接待过德拉克洛瓦、肖邦和李斯特，保留着众多与乔治·桑相关的纪念品。回家前，“我”抬头便见巴黎大剧院。

　　在《王国》和《瑜伽》两部小说中，叙述者的居住环境和日常活动构成了这条文化意蕴丰富、短暂且规律的路线。它锚定了作家以自身为原型设置的叙述者与外界有限的交流空间。而这与在其书中屡次出现的巴黎“漫步者”的形象相反。《利莫诺夫》里旅居巴黎的新锐作家爱德华偏爱沿塞纳河散步；《除我以外的人生》中的青年学生艾迪安和其表兄喜欢在城中闲逛，常去拉丁区的书店，也走到先贤祠瞻仰伟人遗迹；而在《俄国小说》里，可可·香奈儿的好友、叙述者身世离奇的俄裔保姆虽不通法语，但足迹“遍布了著名的舞厅和高档时装店”。地理轨迹的范围和长短差异勾勒着主人和过客的边界。在《俄国小说》里，作家提到自己难以容忍越来越多的人用“在……之上”这一方位词形容自己身处巴黎，而代替常用的“在”字，因为该用法出自途经大城市的游商，暗示着庸碌匆忙的日常。“上”字凸显了漂泊感，而作者在七部非虚构作品中，皆用“为了”“回到”“重返”等介词作前缀，既体现了对熟悉之地的心理认同，又吻合了其坦诚的文化优越感。与钟爱名胜古迹与娱乐设施不同，“我”光顾不起眼的咖啡馆，现身为拍摄纪录片制作后期的录音室、约会的餐馆、《V13》中审判巴黎恐袭嫌疑人的法院……地图上一个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点搭建着“家”的梁檐。

　　由人推己 延展认知

　　“我”曾沿着右岸受“布波族”偏爱的街区数次搬家，似乎在对旧环境的依恋中寻找异质感，而这也代表“布波族”既追求物质享受又向往开放空间，希冀生活中的“避风港”和精神上的“远方”并列存在，“出走”与“回归”相伴相生。在巴黎的城市地图上，叙述者的迁居路径和两处受他偏爱的地点恰巧构成了一个未封闭的圆。它独留东边的缺口，如塞纳河东流入海。未封闭的迁徙之圈或许暗合了叙述者的精神向往。在《除我以外的人生》和《瑜伽》里，他多次提到遗憾没有白描山水草木的能力，也懊恼无法如旅行作家尼古拉·布维耶般醉心于异域的人文风情，缺乏全面的好奇心和洞察力，而这也是久居都市之人共有的缺憾。无论是在印度的邦迪切里，还是在希腊的拔摩岛，叙述者都保留着在家时早起习练瑜伽、走至咖啡馆读报后便回屋写作的作息。在《俄国小说》里，“我”自嘲在外省约到的还是从前的那帮朋友。可以说，“巴黎”已经从地理空间延展为“我”的心理空间。如果固定的生活轨道塑造了叙述者的行为方式，代表他作为观赏和记录者的缺失，那么东边未被包裹的一角或许暗示着作家弥补这缺失的渴望。他渴望为了解别处故事、理解他人心路保留出口，而它同时也成为由人推己、深入认识自我的入口。在其笔下，叙述者或调查者与文化各异、人生选择不同的他者发生交集，并通过相互理解延展对生命的认知，好似数条河流汇入大海，殊途同归。

　　回归山海 远方即家

　　与他人的联结和“远方”的诱惑同时也为“家”赋义。这一过程通过其作品里的“海”与“山”这两个意象得到体现。在《除我以外的人生》里，法国人菲利普在斯里兰卡定期租赁的沙滩小屋毁于海啸，还失去了孙女，却在帮村民重建房屋的过程中获得了集体认同感；而在《王国》中，“我”对比思绪里第一批基督徒远渡重洋的艰难旅程，在拔摩岛上写就《启示录》的圣约翰和现实中望家中光灯暖、听雨打玻璃窗的自己，深刻体味着地理探索和宏大历史交错之下家的安宁的锚点。《瑜伽》的作者更是花大量篇幅重写《奥德赛》，展现深知受命运驱使，注定漂泊的奥德修斯如何为回家的那一份可能而放弃成为“神”的特权。面对卡吕普索的邀约，那句“我要出发”实则意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接纳构筑着“神”打不破、风带不走的屋宇。

　　“海”能联结他人，从而扩充主体的生命体验。“山”则代表自我与外界必要的屏障，象征其独立而不断更新的精神家园。二者阴阳相济，缺一不可。在《俄国小说》里，“我”与同伴在加拿大的山顶打太极拳时，瞥见白雪掩映下宛如观看者的灰狼，便意识到最明智的选择即尽力忘却自身风险、感受人与环境的融合。只是，屏蔽外界威胁与冗余信息而反观内心并非意味着自我封闭。《恶魔》的主人公罗曼面对困境，每每独自漫步于汝拉山脉的森林，而无人见证的孤独加重了他的精神危机，最终导致了其家庭悲剧。

　　对于深受道家与禅宗影响的法国作家卡雷尔而言，个体生命如长河汇流成海，而自我认同源于了解和吸取他者经验。“布波族”眼里的家与远方、动荡与安宁、出走与回归因对立而彰显彼此价值，其中蕴含着如水流动且包容的智慧；而“山”的存在既庇护着感知自我的独立个体，又掩映出整体自然的多样风光，将无限可能带入有限的具体选择中，扩充和丰富了人的精神空间，从此“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卡雷尔在《瑜伽》里化用的青原行思的这句诗也寄托着“布波族”对远方之家的期待。

　　（作者系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博士、中法读书会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