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时起，“车同轨”就是我国疆域统一的基本表征。秦修驰道，汉通丝路，唐开驿运，元建站赤，清筑大道，我国历代中央政府极为重视交通建设，开辟了纵横四野的路网系统，用以通达政令，联通地方，促进并实现物资流通、人员流动与民族融合。新疆古道考古所见戍堡、驿站、烽燧及烽火台等，在全国同类遗存中，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这些遗存沿丝路干道呈线状分布，交织成网，是祖国疆域交通网络中最具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意义的经脉。丰富的古道考古资料，勾勒出新疆历史上道路网络的空间布局及时代变迁，还原了中华西域文明演进的历程，印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展现出道路空间内西域先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第一，汉通丝路，建构了“国家在场”视域下边疆治理的道路空间。汉代“凿空”西域与开辟道路相伴相生。《汉书·西域传》载：“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北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后汉书·西域传》记：“自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魏晋时期，南道主干仍如汉时，中道即西汉时期的北道，主干线无变化。北道即新北道，此路由敦煌北上，过流沙至伊吾，沿天山南麓经高昌、龟兹转入中道，另一路自伊吾沿天山北麓，经巴里坤西行至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一带，西至伊犁河流域。
汉朝政府开辟的这些官道，沿途修筑有城垒、亭隧、烽火台等，用以驻扎戍兵，执行军事任务，监管交通。这些纵横于西域广袤大地上的丝路干道及其支脉，如经络般遍布，它们是中央政权的主权宣示，更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运行与实践。新疆考古所见此时期的古道遗存十分丰富，各类遗存沿丝路通道呈线状分布，尤其是在交通枢纽区段，分布则更为密集。
《刘平国治关城诵石刻》记录了东汉桓帝永寿四年（即延熹元年，158年），龟兹国左将军刘平国率孟伯山等六名工匠，在南北疆通道要隘凿关建城的事迹，是新疆归属于祖国的历史见证。其中，治亭者刘平国，是当时龟兹的左将军，他以汉朝国姓“刘”为姓，取名“平国”，颇具深意，足见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过程。石铭落款纪年为“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可见当时受中央政府管辖的西域地方政权，均奉中央王朝正朔，使用统一的纪年，奉中央王朝的调遣。石铭上镌刻“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七言颂词，与中原地区的汉颂时代接近、结构相同，结合句式和词汇看，刘平国刻石的七言更接近汉代的镜铭颂词，反映了汉代龟兹地区汉文化的普及程度之深广。
故而，“丝绸之路”的开通，既是汉朝中央政权外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央通过空间建构实现边疆治理的行政模式，官方主导的道路场域，更是促进了西域先民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
第二，唐开驿运，打通边疆治理的“国之血脉”。唐代西域全部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南道、中道、北道依旧是基本干线。载入史册的交通线路，主要有安西道、热海道、天山道、西州道、凌山道（冰川古道）、参天可汗道（回鹘道）、伊吾道、漠北道、吐蕃道、银山道等。这些古道的开通与维护，皆源自唐王朝的行政管辖。唐王朝在伊吾、西州、北庭、安西设都护府分别辖治西域全境（包括今中亚部分区域），都护府既是行政权力机关，也是军事指挥机构，兼管交通。
公元640年，唐王朝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辖，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统管伊州、西州、庭州。这一时期的军事、交通据点，与安西都护治所邻近，最为集中，现存唐代交通考古遗迹可在一定程度上呼应这一行政建制。公元658年，安西都护府迁移至龟兹，统辖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镇，以及天山南部、葱岭东西及阿姆河以南的广大区域，龟兹再度成为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考古所见，今阿克苏地区境内交通设施遗址数量众多，戍堡、烽燧星罗棋布，它们点线呼应、绵延相望，护卫着安西都护府的安全，构成了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此外，扼守丝路南道要冲的于阗，亦为唐代守护边疆的要冲之一，这里也存留多处戍堡、烽戍等交通遗存，是新疆统一于伟大祖国的历史见证。
入选2020年十大考古发现的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牍、纸文书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详细记录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比如，新发现有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沙堆烽等军事机构，还发现了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军事机构和防御线路均不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
第三，清筑大道，捍卫边疆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清朝统一新疆后，由伊犁将军掌管新疆军政事务，是西域都护、安西都护、中书省等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管理体制的继承和发展。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新疆巡抚受甘肃总督节制，并在北方边疆地区广泛设置更番候望之所，又分常设、移设、添撤卡伦三种，负责稽查行旅、管理游牧、拘捕逃犯、维护地方治安、保证交通安全。
清初，因战争需要，清政府十分重视新疆的交通管理，为了确保军公文报的及时传递和往来官员换乘食宿的需要，康熙帝谕示理藩院：“自屯军之地至汛界，酌派喀尔喀人等，安设驿站。”除了根据进军需要增设的新驿站外，还对原有驿站进行调整充实。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曾御批：“阿勒泰路军台共四十七处，内除十二站照旧不移外，其自杀虎口至扎克拜达里克城，所设军台三十五站，水草不佳，道路迂远，请移在张家口外一路安设。”为了用兵新疆，清政府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使交通运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促进了新疆道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也正因道路的改善，为清军行军作战、给养运输提供了可靠保障。
为了加强中央对新疆的治理，便于政令通达，铸牢疆域统一与民族团结，清政府对驿站管理更加严格，制定了完备的管理与奖惩制度，并加大经济给养，确保道路通畅。同治、光绪年间，中俄重新分界后，清政府又在内缩的边界重要地段、隘口处重新安设卡伦。目前在察布查尔县、霍城县保存有多处清代卡伦，其中一半多保存较好，在维护地方治安、保证交通安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域境内纵横交错的古道考古资料显示，在古道沿途建构完备的交通体系，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大一统”地理空间观的历史实践，也是国家治理边疆的重要策略，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疆域一统”是目的，“道路一统”是途径，建构“道路共同体”的目的之一是维护我国政治版图的统一。“国家在场”视域下的新疆古道，是见证我国疆域不可分割的历史之“道”，是“华夏一统观”的思想之“道”，更是中华各民族血脉相连的融合之“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疆古道考古遗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研究”（23BMZ1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副编审、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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