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附近”的讨论最早源自人类学家项飙的研究，它指涉人们周围的生活环境以及差序格局下的社会联络和情感互动。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数字公共领域，每个人所拥有的现实“附近”开始向数字“附近”转变，现代化、城市化的加速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就此而言，“附近”成为学界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个体、城市化加速以及技术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切入点和学术热点。然而，从一定程度来说，当前的数字“附近”并不等同于现实“附近”，我们对周边和世界的感知也愈加倾向于凭借抽象的概念和数字，这可能会造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脱实向虚”。在此背景下，将各有独特内涵的“附近”与公共领域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视角，理解作为一种工具—精神—价值—理性的数字公共领域，进而以新的治理术重塑一个虚拟与现实相互作用的共同体，能够为我们窥见深层次数字生命体和技术治理提供进一步思考。
从现实“附近”到数字“附近”
众所周知，“附近”是物理意义上的概念，它主要指涉人们生活的现实空间，囊括了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以及简·雅各布斯口中公共生活舞台的街区等，并且现实“附近”的交往都是公众基于面对面的活动。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一个“天涯若比邻”的数字公共领域开始出现，譬如社区云、本地宝、粤省事以及浙里办等平台和小程序，为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娱乐提供了丰富的在地化体验。与此同时，物理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的“附近”也逐渐扩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数字“附近”，这是数字时代人们相互联系和情感交流的新模式。
从现实“附近”到数字“附近”，标志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变化减少了人们对周围物理空间的依赖和感知，可能加剧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疏离，给公共领域带来诸多挑战。首先是公共活动的边缘化。传统形式的节庆活动、公共集会、社区展演等出现参与度下降、影响力减弱的现象，民众越来越多地从公共活动中退出。这主要源于社交媒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减少参与实体公共活动的兴趣和时间，城市化也增强了人们的流动性，邻里关系趋于淡薄。其次是社会交往的冷漠化。虽然各种各样的媒介能够让人们轻松地在数字“附近”进行沟通，但虚拟空间的互动并不能代替现场的交流，反而会导致彼此间的情感淡薄和责任感缺失。另外，算法推荐的滥用、“流量霸权”的兴起以及快节奏的生活也使得人们只关心自身的“一亩三分地”，而对周围人的生活状况和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共情和关怀，淡化了他们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最后是技术加速的脱域化。新兴技术加速发展应用深刻改变传统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的界限，致使人们在这三重维度上呈现出“脱域”现象。以时间为例，技术打破了社会时间限制，重新定义了事件、时间和劳动，人们误以为可以挣脱时间的束缚灵活地工作和娱乐，其实又重新进入了资本和技术编织的牢笼，被“困在系统里”没有主体性与自由。
数字公共领域的多维理解
公共领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不同学科，源远流长且内涵丰富。亚里士多德就强调“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本性是要过一种公共生活”。到了近代，人们对公共领域的认知和理解也随着历史情境和实践发展产生诸多变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它不是指“公共权力领域”，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他把公共领域描绘成一个中介机制，用以调节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团体、国家与社会”。当前，“附近”与数字技术的相遇，为公共领域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附近”不只是作为绝对意义上抽象且复杂的数字“附近”，而应是相对意义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相互建构的具有公共性的“附近”。
因而，我们对数字公共领域的理解应是多维的，从技术—精神—价值—理性的复合体系来理解数字公共领域，进而揭示公共性之于数字公共领域的独特意蕴，这不仅是对“附近”逻辑的探讨，更是对技术革命下公共领域发展演变的深刻反思。
其一是作为技术向度的数字公共领域。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人人皆可参与的数字公共领域，具有邻近性特点的数字“附近”使公众都有机会参与协商对话和公共治理。此外，技术的进步还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增进公共福祉，成为拓展和维护公共领域的基石。
其二是作为精神向度的数字公共领域。精神向度的公共领域强调的是在数字空间同样要塑造公共精神，如参与精神、服务精神以及合作精神等，进而构建富有人文关怀和充满责任意识的公共领域，形成人们精神上的“附近”。例如北京市通过对12345市民服务热线改革创新，形成了一套以“接诉即办”机制为核心的治理新模式。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治理和公共议题的讨论，公共治理主体在党建引领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公众的诉求高效办理并及时反馈，双方在数字平台和公共领域形成良好的互动。
其三是作为价值向度的数字公共领域。马克斯·韦伯认为，“大多数的社会关系部分地具有共同体化性质，部分地具有社会化的性质，都能促成一些超出随意选择的目的的感情价值”。在数字时代，公共领域依然要注重塑造社会正义、平等、自由以及文化多元与包容等核心价值观念，进而成为人们情感依靠和关系共同体。
其四是作为理性向度的数字公共领域。康德主张，“理性必须为自身立法”。当下，公众要学会在信息过载和计算传播的数字公共领域保持批判性思维和清晰的认知，理性参与公共讨论，尊重不同意见观点，通过协商对话达成共识。同时自觉提升个人的数字素养，避免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给社会公共资源带来负面影响，“胖猫事件”就是个典型例子。
以新治理术推动数字公域的发展
数字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演变是高度复杂性和动态性过程，它不是对传统公共领域的彻底解构，而是重建虚拟与现实相互贯通的数字公域，并受到数字化、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等多元因素交织影响。但技术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杰纳斯之脸”，在不同的场域中它会产生不同的作用，面对当前数字公共领域的困境和挑战，需要国家、社会、企业以及个人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关注数字生命体的治理术，进而推动数字公共领域建设迈向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一是坚持对公共性价值追求。公共性是一整套蕴含着公平、正义和集体之善的价值理念，它强调对社会整体的利益、福利以及对社会责任感的追求。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和治理难题越来越复杂，传统高度依赖科层制的技术治理模式也陷入了“科林格里奇困境”。因而，新的治理术亟须以公共性作为核心价值追求，这不仅是为了回应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更是为了重塑数字公共领域的秩序。一方面要凝聚共识打造治理共同体。公共治理主体既要创造性地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方式唤醒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如社交平台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将数字公共领域塑造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空间；又要精准地对接公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供给侧的优质服务激发需求侧的参与，注重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表达转化为治理资源。另一方面要促进数字空间均衡发展。实现空间正义是治理术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相关主体要不断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民众数字素养、消除数字鸿沟和信息孤岛，促进数字资源在不同地域群体间的流动和共享，如东数西算。
二是要创造新的数字生命联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治理要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和市场活力，强调国家驾驭市场以及规范权力并有效建构社会秩序的能力建设，又最终形成公民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新的治理术强调关系建构与系统活力，主张利用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促进更加紧密且富有活力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技术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联结，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强化不同主体间的生命联系，推动数字生命体与网络生态系统的双向参与。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理过程中拓展多元的认知思维，通过一系列机制、技术、法律以及规范等要素建设良好的数字空间，形成开放包容治理格局。同时利用技术提升和服务改善吸纳公众参与协商合作，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拉近公众的时空距离和精神距离，而是促进更多主体的数字生命在公共领域延伸与在场。
三是重视对公众的情感治理。传统公共管理过程中，我们过度强调硬性制度的关键作用，普遍存在对社会情感忽视的现象，很少关注民众的情绪、感受、心态等软性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社会心态和情感治理进行思考，这可能会弥合治理缝隙，建设具有温度和韧性的数字公共领域。因为正向的社会情感能够调动公众积极性，拓展民意表达和议题讨论的空间，有利于促进良好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而负向的社会情感则会加快民众负面情绪在网络平台的蔓延，进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风险和矛盾。
就此而言，我们应以更加柔性的治理行动来考量民众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置于数字公共领域的建设当中，从而更好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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