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近代知识方法（名言方法）主导的“名学”研究于宋代关注不多，且贬斥其伦理政治（名教）意涵。胡适倾力于先秦“名学”，对宋代仅提及程朱“格物”方法，并贬斥其缺乏归纳程序，又限在伦理、政治哲学之中。虞愚《中国名学》于宋代也仅关注程颐和朱子，指出其“格物”说大体类于归纳，并无精确步骤。李匡武、周云之等《中国逻辑史》简要提及了张载“穷理”、程朱“格物致知”等方法包含合乎逻辑方法的因素。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传统认识论遭受极大挑战，与此相应，中国哲学以知识方法为主的旧“名学”得到检讨。藤井伦明鉴于知识论解读的不足而对朱熹“格物致知”转向功夫论诠释，倪培民也从功夫视角纠偏对程朱“格物致知”知识化的理解。沿着这一方向，下面试就宋代儒学在新“古今中西之变”下作名教和名言方法一体的“新名学”考察。

　　宋代儒学复兴，外受佛道思想挑战，内临汉唐经学衰微。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张载谨守“儒者自有名教可乐”的警训，发前人之未发，尤其在“名学”上功绩显著（非理学家沿袭汉唐“名学”，理学家周敦颐没有“名”的理论探讨，邵雍言之也少，程颢、程颐也不及），走出了汉唐“名”的政治化、经学化的藩篱，开创了更为凸显“名”的德性化、义理化的宋代“名学”。

　　“不闻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乐者末”：“名”的德性化

　　在名教方法上张载凸显“名”的德性化。

　　从命名看，强调名教“性与天道”形上根基。就命名基础，张载突出“性与天道”对制定礼乐名教的根本地位。他说：“不闻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乐者末矣。”（《正蒙·神化篇》）因此，张载将命名建基于贯穿“性与天道”本体（太虚之气），提出“有此气则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则直无而已……，是无可得名”（《横渠易说》），强调没有形上德性本体（气之生生）实有，就不能产生具体现实（“象”）可命名，命名就是指称基于形上德性本体的具体现实。就如何命名，张载说“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故语道至于不能象，则名言亡矣”（《正蒙·天道篇》），揭示了命名路径在意会形上本体——道（道言推行）如其所是地指向其具体现实（象）而获得命名。正是以此命名进路，张载提到道、易、神和仁义、春夏秋冬的命名就是意会形上本体——道和理（理言当然不容已）如其所是地指称其具体现实（事为和行动）。 

　　从用名看，凸显“名”导引“德性化”名教的功用。就用名指向，张载认为“辞各指其所之，圣人之情也；指之以趋时尽利，顺性命之理，臻三极之道”（《正蒙·大易篇》），指出德性化命名各有所指的言辞贯通为道和理的经典义理体系，既指向名教“趋时尽利”的现实之宜，更内蕴着道和理的形上根基。就如何用名，张载提出学习经典言辞明理和养德以成就儒家“德性化”名教。一是突出以言辞义理证悟性体、道体，“志至诗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体，故礼亦至焉”（《正蒙·乐器篇》），表明学习《诗》中名物就可明理自见本体成就礼乐之事；一是讲“以理义战退私己”，强调以言辞义理制私欲养德。

　　“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

　　强调名教方法上“名”的德性化的同时，张载还凸显名言方法上“名”的义理化。

　　从命辞看，强调辞存变化之理。就命辞目的，张载指出言辞是用来表达变化之理的，他看到变化之理（形上）命辞的困难，指出“形而上者，得辞几得象矣。神为不测，故缓辞不足以尽神”（《横渠易说》）。就如何命辞，为解决从具体现实表达形上的困难，张载凸显了一实指事异名、德出而异名、一理因行而名等的命辞进路。从命辞结果看，既通达了理的“一贯”，又有现实的时位之宜（义）。辞虽各有所指，但又贯通为整体的（气之生生）义理体系，所谓“辞各指其所之，圣人之情也；指之以趋时尽利，顺性命之理，臻三极之道”（《正蒙·大易篇》）。

　　从释义看，凸显“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就释义目标，张载指出“《易》言‘理于义’，一也，求是即为理义”（《横渠易说》），强调释义就是求变化之理，即求真相（“求是”），他还明确反对真相（是）的主观相对性，强调客观唯一性。就如何释义，张载一方面强调“参详比较”，提出“只是要学，晓夕参详比较，所以尽义。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愈博则义愈精微”（《经学理窟》）；另一方面，反对执着于文字，注重“心解”“自我意会”，所谓“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经学理窟》）。就释义结果，张载指出获得了天地变化之理就会“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经学理窟》），挺立礼乐名教德性化的本真生命，从容中道地随遇而安。

　　宋代“名学”开创的理论审视

　　张载“名”的德性化和义理化倾向和二程多有契合。二程一是同样凸显命名强调“名”基于贯通“性与天道”的德性本体（天理），用名突出识名物性情（程颐重积累贯通、程颢重反身体认）从而意会自得、自明贯通“性与天道”的天理。二是同样也强调名言方法“名”的义理化。张载和二程开创的“名学”在南宋得到广泛传播。一方面，名教方法上，胡宏、朱熹、陆九渊等作了总体一致而内部又有分歧的展开；另一方面，名言方法上，不仅形成义理阐发为主的经解，更出现了《北溪字义》《性理字训》等解释字词义理的辞书。

　　张载和二程等开创的宋代“名学”，借助凸显孔孟思想资源（尤其是《易》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形上论和方法论思想资源，将汉唐儒学建基于天命天道为根基的儒家礼乐名教推进到建基于贯通“性与天道”的德性本体。一方面，凸显礼乐名教（“名”）与至道真常一体不二，又在性分之内，且主要诉诸自得功夫，有力地批判了佛道“名”是人世施设、与至道真常相隔、自得以超言绝象的“名学”，弥补了汉代“名学”（包括唐代）形上论天道、性命未贯和自得功夫无法比肩佛道的不足。

　　另一方面，更是重塑和强调了《易》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德性本体论和自得方法论的面向，并由于本体论上理气、心性关系理解的分歧和自得方法上进路的差异，有了明清儒家“名学”的新开展。尤其随着近代西方知识方法的引入，此一旧“名学”范式长期将宋代“名学”斥责为中国近代科学进步的障碍。然而，我们当前在新“古今中西之变”下重新审视，抛开其传统形而上学、独断论和自得方法的神秘色彩，开掘其万物一体的整体生机主义、人与世界互动而非主客对立静观、科学与人文结合等的精神资源，无疑，作为古典的宋代“名学”非但不是科学进步的障碍，恰恰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活”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