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马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之际，中国学术界在线上线下展开了大量纪念活动。与之相较，同为海德堡大学教授与宗教社会学家的恩斯特·彼得·威廉·特洛尔奇（Ernst Peter Wilhelm Troeltsch）却在其逝世百年后的中文世界里默默无闻。特洛尔奇在年轻时跟随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研习神学，也曾短暂担任过教会的见习牧师，终其一生往返于德国大学各个神学系执教。但是，特洛尔奇却不是一位标准的敬虔派神学家。他从神学的皓首穷经走向了现代科学研究，他的著作《基督教会和团体的社会学说》（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是宗教社会学的名著。除社会学之外，特洛尔奇还广泛涉足宗教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形而上学、价值论、认识论、心理学等研究领域。同时，他还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积极参与德国的政治活动，晚年一度出任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顾问。

　　然而，介绍性地罗列特洛尔奇的学术成就与政治实践根本无法抵达他真正的问题意识与终极关怀。特洛尔奇的神学出走并非对基督教信仰的背离，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基督教现代何为？”特洛尔奇从博士论文开始便对基督教有一个独特的见解，由马丁·路德肇始的宗教改革根本没有什么新意，即宗教改革并非现代性生活的开端，因反抗天主教而出现的基督新教依旧保持着传统天主教的中世纪意义结构：超自然的威权统一性。这样的威权统一性首先奠基于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结合。教会及其神学的威权性来自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论证与知识背书，而威权性本身又保证了基督教信仰存在的合法性、君权神授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与基督徒伦理生活的统一性。特洛尔奇认为这样的结合堪称典范。可是，现代性生活的兴起却导致基督教信仰的衰落，特洛尔奇发现“正是启蒙运动才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世俗化以及文艺复兴，尤其是伟大的十八世纪哲学的激励作用和结论改造成为公众生活力量，改造成为教育、生活和学校体系，将教会与神学的超自然力量推到一边，使之局限在更为窄小的实践范围之内”。简言之，启蒙运动才真正开启了现代性生活。

　　面对启蒙运动之后的实证化科学、无神论思想、世俗化精神、历史相对主义、德国唯心主义等现代性思潮的滥觞，作为基督教之根基的教义正在被蚕食殆尽。现代性的组合拳招招致命，如果依然停留于旧的意义结构之中，基督教仅存的信仰地盘将会被洗劫一空。现代性一骑绝尘，一派欣欣向荣的光景；基督教命悬一线，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传统神学家们并非无视这一现代性的世俗趋向，但其种种回应依然是以中世纪的超自然威权统一性为基准，即以严守基督教义规范、贯穿贵族—平民差异、遵循自然—伦理秩序的方式回应。在特洛尔奇看来，这种依循陈旧意义结构的回应与其说是独善其身，不如说是孤芳自赏。传统神学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关乎基督教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信仰的使命感差遣特洛尔奇不顾传统守旧派的批评，身体力行地投入现代性思潮当中，用科学的方式反对世俗化与无神论的趋向，用历史主义的方式对抗相对主义，用走向世界宗教的方式回归基督教等。特洛尔奇所做的一切都是期望基督教在新时期与现代科学再次融合，以便拯救基督教于时代危难。分析至此，便不难理解特洛尔奇为何要走出传统教义神学而走进精神科学；为何成为了自由主义神学的中流砥柱；甚至为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顾问。这一切都与“古今之争”有关。

　　特洛尔奇一方面企图以革新的方式向传统的教义神学致敬，另一方面期望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融合再度发生。事与愿违的是，这样的融合不仅没有发生，特洛尔奇的思想也在其逝世后遭到学术界的冷遇。从思想的原创性来看，特洛尔奇的确没有任何新意，连其自己都坦承：“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体系，这使我与其他大多数德国哲学家区别开来。”但是，无体系并不代表特洛尔奇的思想缺乏洞见。随着现代性问题在二战后的逐步凸显：工具理性的支配、价值多元化的虚无、终极意义的缺失、生活世界的支离破碎、诸宗教之间的矛盾深化及文明冲突，特洛尔奇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及其开出的药方在西方学术界被再度激活。正因如此，2023年，值特洛尔奇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德国特洛尔奇学会联合洪堡大学神学院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于2月23—25日连续三天为其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以回顾和反思这位思想巨擘对当代欧洲甚至世界的影响和意义。特洛尔奇对现代性弊病的诊断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处理方式，始终围绕着基督教信仰展开，他从神学研究当中脱离出来，走向诸科学研究，并非为了成就和完善科学本身，而是试图为基督教提供一条符合现代性的生存路径、更好地解决终极关怀的生活意义问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卷入了世界历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古今之争也在中国上演：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直到当前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可以看作古今之争的中国版本。在此问题的实践路径上，既有推行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派，也有遵循孔孟之道的传统守旧派，亦有坚持“去粕取精”的温和革新派。现代生活之“今”与传统观念之“古”在中国激烈地碰撞着。特洛尔奇的现代性诊断显示出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古今之争并非中国独有。虽然特洛尔奇自己的终极关怀之具体朝向是基督教信仰，但是其努力建构的方式是：警惕现代性世俗生活对意义世界的入侵，通过走向科学重塑终极目的。在这一点上，清醒的中外学人殊途同归。

　　（作者系四川轻化工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