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韵学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汉语等韵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朝鲜语语音符号标记理论来源的重要内容之一。

　　朝鲜半岛对汉语等韵学的接受

　　一般认为，等韵学的缘起与佛教传入有关，是分析汉字音节、发音原理的一门学问。它始于唐代守温字母，也称为“等韵”，明清趋于多元化，“四呼”“旁转”等门法术语体系进一步完善。清儒劳乃宣《等韵一得》“序”亦云：“古今之韵，得反切而后易明；反切之理，得等韵而后易解；则等韵又古韵今韵之阶梯矣。”后世多将之与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并列，以审音、辨音和阐释发音原理和方法为要，归入汉语历史语言学的语音门类，今已属冷门“绝学”。

　　汉语等韵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明确记载并不多，但文献中仍可窥见蛛丝马迹，比如崔锡鼎《经世正韵图说》与黄胤锡《韵学本源》都采用将《韵法横直图》进行谚文符号转写方法，结合邵庸的等韵图，实现“本土化”韵图编纂，展现出语音标记符号体系与“天地人”中心思想相统一的新韵图特征。将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与谚文对译方式构图，新制《训民正音准皇极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用来阐释《训民正音》的发音理据。洪良浩（1724—1802）《耳溪集》附录中《经世正韵图说·序》曰：

　　“声者无形，假文以宣。斯有象形谐声六书之谱，协之律吕，被之管弦。然文字始出于中国，故不能尽通于外国。外国之人，必假方言译而解之。唯我东国，最近中华与汉音不甚迂隔。而有国以来，未有方言之翻译者。字音犹不能详，况律吕乎哉！我世宗庄宪大王睿智天纵，开物成务。制《训民正音》二十八字，以应列宿之数，而字形则观奎璧圆曲之象。点画则仿小篆分隶之体，明白简易。使童子妇人可以与知，引而伸之，足以尽天下之文。”

　　洪氏序对此书的评价甚高：“崔锡鼎发挥奥理，敷衍成书，声则分初中终声，韵则平上去入，音则分开发收闭，类以配四象八卦之数，推以合《皇极经世》之书优优大哉！”

　　可以说，朝鲜半岛等韵学在接受汉语经典韵图的思想和基本范式基础上，在对新制文字的应用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等韵化”韵图符号标记体系，将等韵原理与符号相结合阐释《训民正音》构造原理，表现出“一源多流”的基本特征。

　　朝鲜半岛对汉语等韵图的改造

　　汉语等韵学在“汉字圈”传播的历史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为构建东亚乃至世界汉语等韵学史体系提供学理支撑。朝鲜半岛对汉语等韵图的本土化，主要可以分为本土化韵图和改良韵图两类。

　　第一类如《训民正音韵解》，申景濬（1712—1781）编撰，成书于1750年，分《经世声音唱和图》与《训民正音图解》两部分。《经世声音唱和图》中的《经世声音数图》以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为框架，说明编撰目的，依据《初声》《中声》《终声》的顺序，以圆图、方图呈现谚文字母之归类与排序，解说谚文构造原理，并与反切二分法相对比。列举历代韵书和字母，如《声类》《洪武正韵》《三十六字母》《三十五字母》《三十一字母》等，对韵图进行本土化改造。申景濬曰：“邵子声音之图，初非为字书而作也。物有色声气味，为声为盛，且可以书别，故特假之字以明其数也，于字未尝精究焉。后之治字者颇为厘正，而犹有未尽者，今复参以愚见，其所移易删补者多，而是不过邵子之本旨云尔。”

　　第二类如《韵学本源》，黄胤锡（1729—1791）编撰，收录在《理籔新编》（1975）卷二十。其中，《新定横直合图》以《训民正音初中终声图》对译标音的形式，合入同一韵图中，以标注“见”母，用标注“溪”母，用标注“端”“定”母，用标注“透”母，用标注“定”母，用标注“泥”“娘”，用标注“邦”母，用标注“来”母等。并将《韵法横图》的声母系统进行了整合并在其中详加标注，用谚文注明字音、字母。黄氏曰：“字母本三十六而知徹澄娘并于照穿床泥非，今为三十一，知徹澄娘舌上四声，敷唇轻次清一声，字下谚註在右者，字音也。在左者，即母也。帮即代邦者。”

　　上述韵图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朝鲜半岛等韵学的本源，在于继承了汉语等韵学的事实，但在因袭之中也不乏创新。具体表现，虽在框架上拷贝《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等经典汉语韵图，但在应用上结合了朝鲜语语音应用的实际。如，朝鲜半岛等韵图的创制机制，正音韵图产生的社会语境与创制动机，所反映的正音系统，及朝鲜汉字音的等韵标记等。等韵图在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应用过程中存在通用性，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变异性。这种同源性和类同性及其异质性和变异性，涉及朝鲜半岛语言文字的历史研究、汉语和朝鲜语史上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朝鲜汉字音历史音韵研究，扩展了等韵学研究的新空间。

　　朝鲜半岛等韵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等韵学是汉语与朝鲜半岛语言关联的重要纽带之一，《训民正音韵图解》等韵图通过应用谚文对汉字进行“对译”的方式，将韵图发展为以字母符号标记语音的新阶段，并据此阐释《训民正音》标音符号创制应用实践中的等韵化原理，结合朝鲜语本身对音值的分析，形成了朝鲜学者对《训民正音》的等韵化阐释体系，将经典汉语韵图模式与之结合起来，遵循“天地人”易学理思，解释其制字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综合考察等韵学在东亚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等韵学的核心等韵图及其标音原理对东亚语言学史的深刻影响。对于东亚汉语等韵学文献的系统发掘与整理，立足于汉语史研究，其研究重点在于汉语等韵学史研究。此项研究面向东亚，注重融合、交叉叠加，拓展冷门绝学等韵学的研究范畴，实现传统音韵学研究从理论、方法到材料、思路的新扩充，进而形成新的东亚汉语等韵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同样对等韵学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总之，传统的等韵学研究注重研究不同韵图文献的音系特征，而较少注意到等韵文献中的变异现象，当进行“同源性”影响研究或是“类同性”平行研究时，特别是具体到考察汉语等韵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研究时，不应忽略“异质化”和“本土化”比较的问题，需要将“变异”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如此再将之纳入汉语等韵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下讨论时，对重新认识东亚视域下传统汉语等韵学标音理论对“汉字圈”各民族语言文字产生与创制的影响程度，就具有了新的学术史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东亚汉语音韵学史文献发掘与研究”（21VJXT01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朝鲜半岛汉语等韵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BYY2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延边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