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泰国的清迈、葡萄牙的里斯本为代表的数字游牧社区开始兴起，其背后是在一定硬件条件支持下，选择通过移动生活方式和迁移模式、独立于固定工作地点之外的工作人群。在很多鼓励和唱高弹性工作的研究者看来，这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的选择，不受传统工作地点和工作过程的束缚，具有高度的自由灵活性，适应了不同人群追求自主生活模式的需要。不仅如此，数字游民还为落地城市的经济和税收作出了贡献，并与当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互补，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很多国家都在积极争夺数字游民资源，吸引这些高度灵活且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以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劳动组织形式变更的历史性条件

　　但事实上，这种工作形式与按需匹配的平台零工一样，与其说是技术所决定的劳动组织方式的变更，不如说是生产社会化弥散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释了一般性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之间相互促进、彼此依赖和有条件转化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这两种分工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随着劳动力市场上需求的改变和技术的进步，一些原本属于社会分工的任务可能会逐渐转移到企业内部完成，而一些原本属于企业内部分工的任务也可能会逐渐社会化。平台零工和数字游民则是第二种情形的极大值。它们都不是数字平台时代的新现象：弹性用工的历史远长于稳定的雇佣劳动制度，远程办公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因此，如果仅仅将其解读为数字条件下用工制度令人欣喜的变化，不过是“技术决定论”的变种，从本质上而言是忽略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原因的探索，从而也误读了劳动所面临的真实情境和真实的社会生产过程。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增长模式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耗尽其可能性空间，生产要素与收益之间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反向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在资本极限上的体现。因此，只有借助技术持续的改进和创新，才能缩减管理成本，降低风险并保证劳动要素的供给。而以移动智能设备为技术基底的数字平台为稳定的远程办公和劳动的社会化迁移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从而完成了新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再生产。

　　这种新的劳动过程不但打破了企业内部劳动组织的形式，还将原先在生产单元内部完成的劳动过程分解为碎片化的环节，以数字连接的外包形式拆解到社会当中。具体劳动被通约化为由关键绩效指标进行表征的原子化劳动片段，对劳动的考核和薪酬给付也转向以单纯劳动环节的完成度（不仅包括质量和数量，还包含了大量平台设置的指标）为基础的准计件模式，传统稳定雇佣制度中的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转变为对劳动（环节）的购买。这一“逆向劳动过程”所体现的正是被数字化平台所改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劳资结构。

　　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更深的捕获

　　从根本上说，数字游民与平台零工所体现的“逆向劳动”特征，反映了数字化平台条件下劳动隶属关系的变更。如果仅将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规定简单移植到对零工劳动的分析上，不但无法真正说明数字时代劳动的现实特点，而且会遮蔽对隐含在平台“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表象下资本对劳动深层剥削的审视。因此，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透视零工劳动中资本对劳动总体吸纳的具体过程。

　　首先，资本的总体吸纳在使平台去责化的同时，增加了劳动者的成本负担。从零工劳动的实现形式来看，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弥散意味着劳动呈现出与社会非生产性乃至公共性要素相交融的特征。在造成剩余价值社会化外溢的同时，资本对社会的总体吸纳也得到了实现。于是，平台所支付的零工劳动价格仅体现为劳动环节的市场定价，而劳动的发生以及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则转由劳动者自身和社会负担。其次，动态定价体系的投机本质加重了对零工劳动者的盘剥。在零工劳动的工资给付标准上，平台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资本通过平台带有投机性质的定价算法机制灵活调整报酬标准，同劳未必同酬，劳动者为工作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变得不可捉摸，劳动的不稳定状态日趋加深。再次，过度竞争的就业市场使零工劳动者在薪资博弈中变得弱势。零工劳动中存在着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就业不充分等现实问题，零工经济中多元化的就业市场结构未能与劳动者快速增长的劳动需求完全适配，平台的定价算法机制也造成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零工劳动报酬的失重化特征因此得到强化。在劳资双方的薪资博弈中，工资日益脱离固定依据而取决于飞转的赌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变得更为凸显。

　　由此可见，“逆向劳动过程”命题不仅不是向古典经济学“工资是劳动价格”的简单倒退，而且在更深层面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数据权力和权利不对称基础上的劳动剥削深化趋势。沿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不难发现，零工平台从购买劳动力到购买劳动环节的转变，所反映的问题实质正是数字资本借由劳动的社会化外溢所实现的对社会公共性的吸纳。这意味着平台条件下的数字游牧和零工工作并非真正的劳动解放，相反它们代表了数字资本在消除了一切时区和地域差异基础上，所搭建的以形式公平评价体系为代表的更为平滑的资本运转特征。

　　“产消者”概念遮蔽的事实

　　在数字零工平台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平台由于过于强调其提供技术“共享”或“连接”社会的角色，而刻意淡化了它出于经济目的对劳动者进行控制的市场动机。其中，代表性观点是随着平台引导劳动者模糊化身份定位所兴起的产消者（prosumers /produsers）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技术的共享特征、中性算法革命性地位所出现的，是作为完全中立匹配机构的数字平台，以及平台劳动者和劳动的去商品化过程。表面上看，产消者概念似乎营造了数字技术的全新生产方式：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连接完全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的“共享”，而非市场性的交换来实现。但深层上看，这种观点忽视了数字平台扩张的实质与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程度的加深紧密相关，因而带有技术例外主义论调。事实上，技术例外主义正是通过割裂技术与其依存的社会关系前提、制造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运行法则的方式将自身存在绝对化。这和数字平台通过拔高技术的“共享”维度，将平台雇员转化为平台用户或消费者，将其所提供的服务中的专属劳动部分进行淡化的做法，具有根源上的相似之处。

　　可以看到，平台零工劳动体现了在工业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重塑社会整体的结构。这一结构尽管改变了社会的原有特征，但仍然是现代性的延伸，具有连续性和断裂性并存的特点。在劳动问题上，表现为去稳定化的“灵活”用工以及资本对劳动过程与强度的重度控制之间的张力。技术例外主义为这种结构转变提供了一套合理的范式解释，其背后的底层预设是将新技术应用视为一种总体性本体。然而，这样一来，技术本身成了需要被探讨的绝对中心，技术—资本、技术—社会之间的真实联系由此被遮蔽。同时，技术例外主义忽视了数字社会的现实复杂性，数字社会具有不同的经济样态、生产方式和劳动形态，并非一个内部无差别的同质化结构。如果简单地套用技术例外主义思路，不仅零工劳动中劳资关系的复杂性未能得到揭示，而且分散劳动者在对抗资本时的弱势地位也会被由技术共享所搭建的“社会共同性”连接所遮蔽。

　　总之，在对数字游民和平台零工问题的分析中，只有借助关联性的视角，贯穿从个体到组织化、从悖论到底层逻辑、从断裂到连续的全过程，才能系统性地从科学的抽象回归到科学的具体，在面向数字社会复杂性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数字零工现象背后劳动者和劳动过程被资本加剧剥削的实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