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肇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一种源于德国的人文科学方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概念史的研究成果新见迭出，研究方法日渐增多。自主流学者将概念史引入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后，中国学术界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概念史作为“舶来品”，“西式”思维长期主导或影响着今人的研究方向，但任何研究如若陷入僵化的思维定式，就不可能获得卓有成效的创造性成果。挖掘和分析概念史的研究思维与方法，对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资鉴作用。

　　概念的本质与概念史研究的传统范式

　　概念史的研究思维与稽考方法，寓于概念的本质及其内在关系中。概念具有历史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等本质属性。“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这是概念史“头号人物”科塞雷克对概念的历史性作出的经典概括，表明概念既是研究历史的对象和结果，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代性产物，历史的面貌可以通过概念的演进嬗变，以新的表达方式阐发过渡社会剧变史实的来龙去脉。特定概念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厚重的史实积淀，在于概念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特质。因之核心概念、基本概念的形成与演变，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条件、生命本质的价值呈现、实现方式与内容的变化，以及人类对诸多切身变化的关注、体认与反思。此外，“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情感的内核”，而“对于近代思想的问题的理解，将之放在一个概念群或意义群中展开”，方能构成长期关注和研究主题的基本线索。因而说，概念的历史性、客观性与主观性，决定了概念史研究思维的丰富性与稽考方法的多样化面相。

　　概念史研究注重区分思维，决定了概念考辨的传统范式。对概念与词语、概念史与观念史作出区分，是概念史研究的前提，因为“一个清晰的概念，正在于它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从概念史研究主线而言，其主要围绕“概念—词语—事务讨论相关问题”，“词语”重在语言和符号方面，“概念”侧重于精神因素，强调“理解”，即对某一事物有没有概念的问题，这是由概念的“滞后性”决定的。“滞后性”意指人们已经体认到某物的意思，只是还未形成确切的词语表达。例如，弥尔顿声称“要写出前无古人的散文和韵文”，但他无法用“原创性”来表达这个意思，因为“originality”（原创性）这个词，是在他离世一个世纪后才问世于英语世界的。如若不以历史、辩证的眼光区分概念的“滞后性”，那么就只能停留在词语的表达上，到达不了意涵、联想等概念层面。这是柏拉图对“概念为精神”和“词语为语言”的区分方式，一直延续至近代早期。这一“区分思维”，为亚里士多德确证概念是“具有抽象潜力的高级词语”观点的合理性，消除概念与词语对立的疑惑作了铺垫。以至康德看到了精神的综合功能，视概念为“物本性的抽象概括”，科塞雷克“反对抽象的观念史”等，都无可辩驳地沿用了柏拉图的“区分思维”，具化了概念史研究的线索与路向。

　　质言之，区分思维是根植于社会现实，多维展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辩证思维，亦是一种将人的辩证思维注入于史实分析全过程的理论思维，形成了考辨相关概念的学究传统。

　　概念史研究的新思维与新方法

　　概念史引入中国后，新思维与新方法应运而生。国人引介概念史并理解它的历史内涵，“不可避免会遇到翻译问题”，这被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核心问题”。此外，概念史进入近代中国后，“最大的挑战”是要区分“那些影响西方的重大概念，是否也在近代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形塑和人心再造的力量”。况且，西方概念传入中国的译介过程“并非孤立的思想事件”，一些主导概念在新的场域会引发不同的观念更迭和思想纷争，使高度相关的概念“飞跃”成为多义概念。因而搞好“中式”的概念史研究，既需要具备语言翻译、理解能力，又要有精准把握东西方文明史料的鉴析能力，具备这些基本能力，才有可能梳理清楚一词多义形成的意义群及其本质关系。

　　方维规先生率先探讨了概念史的思维与方法问题。他决定投身于概念史领域，“是考虑到自身的学术准备中多少有一些语言理解的优势，又在如何精准把握史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并笃信“假以时日，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拓展出一片对近代史学界有所启示的学术领域”。事实上，方维规所取得的拓荒性成就，正是由于他以区分中西方概念为前提，将概念史置于更长远的跨度，探索出了“结构性的眼光”这一新思维与新方法。

　　“结构性的眼光”的特点与概念史研究的新出路

　　“结构性的眼光”是“西式”区分思维的进阶版，具有超越性的特点。概念史不是西方的“专属”，涉及历史、哲学、语文、艺术、法学、宗教史等学科，主要“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性等问题”。国内学者通过分析核心概念、基本概念及其形成、演变、运用情形，来理解和回应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现代性问题，由此“在长时段里看到一个社会变化的总体特征”。在此过程中，引介者逐步认识到唯有“以结构性的眼光理解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才能“以此审视这些概念在其中的意义位置”。因为“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而要想真正解决“核心问题”和直面“最大的挑战”，就要“以更为整体的方式理解近代思想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的眼光”伴随着问题的解决方式而生，其超越性特点表现在：研究者既要具备清晰明确地把握“相关概念在西方传统中的演进过程”的“知彼”意识，还要有将这些概念“回置到近代中国的长时段语境中”的“知己”觉悟。不置可否，走过“千山万水”的翻译路程，译介西学丰富了汉语学术用语的同时，也增强了知难而上的译介者的思想传导力、感受力和理解力，即提升了整体思维能力，超越了“西式”概念史研究所需的思维能力和既定范式。

　　创新思维与方法是拓展学术研究边界的题中之义。“结构性的眼光”本质上是“西式”研究思维与方法的创造性成果，强调从定式思维与单一方法中跳脱出来，形成一种立足于概念的本土性、时代性、丰富性的崭新范式。它表明注重跨文化的分析整合能力，才能创造不同概念所需的思维与方法，以形成直面“核心问题”与“最大的挑战”的优势。同理，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着眼于创新思维与方法，理应是开拓新成果的本有之义与长久之计。

　　（作者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