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识、学术系统与典籍分类关系密切，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为基础的框架之中。围绕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科观念，学界不乏论争。有学者认为，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并非学术分类，中国学问本不重分类，尤其不主张将学术分而治之。以“四部”为代表的分类本质为藏书目录，将“四部”视为学术分类，是中西古今学术的格义附会。有学者则认为四部分类与学术发展进程密不可分，典籍分类发挥着厘清学术脉络、为治学提供门径的重要功能。这些论争折射出不同学者对传统知识体系的差异性理解。然而，面对近代新式分科替代中国固有知识体系的事实，学界更关注西学冲击带来的裂变与学术承续问题。

　　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以分科、分门与专门为原则，因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组合为有机的知识系统。晚清以降，在新学制建立的过程中，新的知识体系与分科教学相配合，知识传承与传播方式发生变化，教学科目与教科书的撰写促使中国迅速融入现代知识体系。中国固有的学术与知识系统按照现代知识体系的分类方式被分解重构，经学退出学制与经史递嬗成为知识系统转型的关键。经学作为正统儒学的主要载体既是历代王朝意识形态的价值基础和合法性依托，其内在精神与伦理规范又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时下学人多认为儒家经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古典的解经学，旨在追求经典的本意和揭示圣人之志。这种说法既可以代表现代学界对经学的认识，也折射出经学的现代命运。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涉及三个层面。其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解体，现代政治与社会的合法性变为基于客观经验的科学知识，以史代经配合了现代世界的生成与演化过程。其二，由经入史，科学实证的史学成为学术主流。其三，经学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历史，由此开展经学史的研究，经学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

　　现代学术转向科学化、世俗化，现代史学改变了史学是关于过去知识的观念，明确史学的功能在于基于过去真实性的知识，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与指向未来的可能性。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成为近代学术破旧立新的关键环节，六经被文献化与史料化，甚至被质疑作为“史料”的资格。科学史学成为近代“新学术”建立的枢纽，新文化派从方法与材料层面分别新旧中西，有意无意地割裂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价值与知识之间的关联。以源流互质的方式考察经史分合与近代知识系统转型，为克服、超越这一困境开辟可资尝试的道路。这并非将重心或出路寄托于经学一身，而是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中国学术如何因应时局，中国学术流变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甲午战争后，“立国之本”由中国固有的政教传统逐步转变为移植西方的政与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深层次暗示中学业已“无用”。经学向来以通经致用为宗旨，既然无法为“用”，经学作为中学主体的正统地位势必动摇。清末中西学战、国粹与欧化论辩之时，学界开始重新梳理传统学术，以“国学”超越儒学与经学正统，进而参照西学分科整理中学。壬子、癸丑学制将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比照西学分科，群经诸子整合到哲学、文学与史学三门之中。哲学门下设有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包括《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榖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宋理学；文学门下设有国文学类，国文学类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历史学门下设有中国史学类，中国史包括《尚书》《春秋左氏传》，法制史包含《周礼》与各史志、通典、通考、通志等。学制改革的本意旨在以现代学术分科激活日趋僵化的经学系统，使之成为现代学科建立的有效资源，以此重新整理中国固有学问，创新学术。然而，将经科分散归入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三门的做法，消解了经学的整体性，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学术体系解体，经学被史料化，在新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系统中仅被视作研究对象与材料，经学固有的多种价值与功能被贴上落伍的标签，甚至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之后，以正确的史学取代经学成为大势所趋，在国故学的视野中，经学名称不能作为现代学术名词。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术”广泛运用，意味着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调和古今与中西。有学人主张现代中国社会与自然的事实都应纳入“国学”的范围，建设囊括古今、收纳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国学术，寻求国学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学术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成为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范式以及中西学术思想会通的平台。趋新学人以现代学术分科的标准激烈批评国学以国为界，经学更是不足以成为学，主张“打倒国学”，以历史的眼光，用新时代的新方法将中国的学术按照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进行分析、整理，进而与世界上各科学打成一片。

　　当下学界普遍认为清末民初经学退出学制后，经学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经学史”的研究相继展开。不过，似乎当进一步追问，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以及经学没有发展的可能之类的观念，究竟是历史的实情，还是某种价值判断？新的知识与学科体系建立，被现代学科肢解后的经学与经书在现代学科中以何种方式传承，哪些学人以怎样的方式讲授经学？如果系统考察民国时期的经学课程，“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经学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处境并未如最初预计的那样，按照六经的不同属性分别被纳入哲学、文学、史学各科，而是直接变为哲学、文学、史学各学科的材料与对象，国文系一度讲授作为整体的经学课程，经今古文立场直接影响经学的讲法与课程内容。复古与分科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研究与讲授传统经史之学的两种趋向。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民国学界，科学实证之学与疑古辨伪并未一统天下，近代经学课程长期由持有经学派分意识的老辈及其后学讲授，薪火相传，弦歌不辍；新文化派将经学视为各学术分科的材料与研究对象，老辈学人及其门生力图使经学成为现代学科建制的有机组成，以期守先待后。

　　深入考察经史转型与近代知识体系的变迁，应进一步思考由经入史，究竟是由何种经学转入何种史学。乾嘉时期，汉宋纷争成为清代学术的主题。公羊改制因道咸新学的兴起，经今古文学之争成为清末民初政治与学术论争的焦点。康有为提出的刘歆造伪说成为古史辨运动推翻原有古史观念，以正确的史学取代经学的重要武器，今文学的怀疑精神是古史辨运动的催化剂，经学系统被古史研究取代。经学史学化以科学实证之名，切断固有学术系统与现代学术的价值关涉。章太炎新古文经学以经学史学化为基调，从“致用”与“经制”视角阐释史学，有助于催化现代科学史学的知识品格。经学义理化难以用现代学术的方式在历史实情与经学义理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蒙文通系统阐发儒学义理与历史演化相资为用的关系，在义理、制度与事实之间建立能动关联，孔子损益三代历史变迁之迹，创制立法，经学所蕴含的道理根植于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史的展开也有赖于此种道理的指引。李源澄指出经学正是“子史合流”的产物，融贯三代历史与义理价值，传承中华文明的整体特质。

　　近代知识体系由四部之学走向分科之学，新文化派引入普遍性的现代学术系统，以寻求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确为时代大势。现代学术体系完整且系统的学理框架与条分缕析的方法，为现代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系统和与时俱进的工具，为中国知识体系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现代学术分科难以在整体上把握历史文化经验与文明精神，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时下确立文明主体性，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应对时代问题。在整全的视角下，以源流互质的方式，考察近代经史转承的复杂性，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基于但不囿于现代学术分科，建立中国本位的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马一浮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