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他的诗文“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出任鄞县知县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甲科后，不久即赴扬州任签判。按当时制度，登进士甲科者，在地方任期结束后，就有机会呈献文章以求试馆职。任职馆阁，在崇文尚学的宋代，既是实现文以载道的追求，更是入仕拜相的捷径，而“安石独否”且“固辞”。按北宋铨选制度，王安石须主动填写“射阙状”表达就任鄞县的愿望，差注时亲自签题“就”字再表决心。他两次签字同意，足见上任伊始便笃定志愿，有在鄞县一展宏图、为民请命之决心。

　　庆历七年至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鄞县县令。在治理鄞县期间，他积极修造农田水利设施，完善了鄞县的农田灌溉及排涝系统，并推动农田进一步开垦，扩大了耕种面积，为鄞县粮食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王安石在鄞县励精图治的三年经历对其政治思想及治理理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王安石出任鄞县知县那一年，北宋京城一带遭遇了罕见的大旱。宋仁宗还为此专门下诏责己。王安石在《读诏书》一诗中写道：“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近闻急诏收群策，颇说新年又亢阳。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这首诗反映了王安石面对旱灾的忧心忡忡，但也感叹自己没有救灾良策可以贡献给朝廷。途中渡江，他又写下《江上二首》。其一称：“潮连风浩荡，沙引客淹留。落日更清坐，空江无近舟。共看兼苇宅，聊即稻粱谋。未敢嗟艰食，凶年半九州。”其二云：“书自江边使，乡邻病饿稠。何言万里客，更作百身忧。补败今谁恤？趋生我自羞。西南双病眼，落日倚扁舟。”从“凶年半九州”和“乡邻病饿稠”可见，悲凉之意溢于文字之间。

　　王安石心系百姓，只能“艰食”，并念念不忘要“补败”。“聊即稻梁谋”者，即指赴知鄞县一事。这些诗句反映了王安石在旱灾面前对于自己无所作为的反思和自责。这也应当是王安石到鄞县接任知县后，就认真勘查当地地势，积极推动兴修水利设施的重要原因。

　　忧国为年丰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鄞县是明州的治所，有四千户以上的居民。据《东都事略》记载：“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庆历七年五月，王安石到任鄞县，初任便将重心放在治理鄞县，不处理县务时便在各乡巡视，听“长老言钱氏时置营田吏卒”，走遍鄞县14乡，深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当年十月十日，王安石上书转运使讨论疏浚河道事宜。

　　鄞县地处杭州湾南侧、宁绍平原东部，地势东高西低，鄞西有四明山为界，鄞东山区系天台山余脉。在“无田不耕”的鄞县，中部的平原地带成为农业发展的重心，也是县治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庆历年间，鄞县有“两湖一偃”可供农业使用。

　　王安石《鄞县经游记》记载，他于十一月丁丑“自县出”，路遇雨“不克东”，止宿二日，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再四日到桃园、清道两乡，戒民而回，仅仅十一日，便将整个鄞县走遍。整个行程不仅关注“东西两乡之湖”，还在稽山“观搐凿石”，在海滨“谋作斗门”，又观“新渠及洪水湾”，为之后的水利事业提前调研、详加考察。其工作逻辑便是“蓄淡阻咸”，以解决“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的难题。

　　王安石在鄞县任职三年，不仅将鄞县作为变法的“试验田”，更激发了其不畏天命、冲破陈规旧制、为生民立命的伟大抱负。在鄞县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性格塑造影响深远，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治理广德湖

　　今日的宁波鼓楼安放着旧日明州知州王周铸造的刻漏，上面有王安石的铭文。王安石将刻漏的“德”比作“法”，用“其政谓何，弗棘（急）弗迟”“兹惟其中，俾我后思”来表达他革弊维新的变法主张。此外，荆公在作铭文时也有“为民立时，报之与民”的心愿。“弗棘弗迟”既是“允执厥中”的中道，也是“不违农时”的祈盼。而这一切的源起正是通过疏浚两湖来应对晴雨无常。

　　舒亶《水利记》记载：“（广德）湖堤之修，前荆公，中张侯峋，最后段君藻”，可见王安石在巡游鄞县时“戒桃源、清道二乡之民”便是为了修堤之事。修堤不仅在于“防旱蓄洪”，更在于禁民“围湖垦田”。关于广德湖的“治废之辨”，贯穿唐宋，最终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知州楼异奏请得御笔开垦为田，以岁入充高丽使节之费，从此广德湖成为历史记忆。广德湖涸，后人对“废湖为田”的利弊争辩从未停息。也许废湖并非楼异一人之过，治湖也非王安石一人之功，但荆公对广德湖的重视是应该被肯定的。

　　诚如罗濬所言，废湖后，西乡用水全仰赖它山堰。某年夏天，“插秧未毕，愆阳再旬。东乡惟恃钱湖以不恐，西乡渠流已竭，舟胶不行，人情皇皇，不可一朝居，幸而梅雨随应，钱湖之闸未开而泽已浃。设更数日不雨，钱湖犹可资灌溉，而它山堰水决无可救旱之理”。亦有民谚“田要东乡，儿要亲生”，足证广德废湖之憾。于是，清时当地人董澜在旧湖址旁辟“广德遗爱庙”，纪念有功于广德湖的历任明州地方官。湖虽不存，庙今犹在，正是“百姓谁不爱好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范例。

　　浚治东钱湖

　　比起广德湖，东钱湖的命运则幸运得多，王安石为其治理耗费了大量心力。《宝庆四明志》载此湖“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凡七堰”“水入则蓄，雨不时则启闸而放之”，在水系调蓄和滋田保农方面意义非凡。尽管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以东钱湖为中心的水利系统，但王安石对东钱湖的治理仍然将重心放在“重清湖界”，可见依旧是应对“湖之易于废者，昔苦茭葑为害，今则又患于侵占”的无奈局面。除了禁止侵占，疏浚也是一项费力的工作，东钱湖水深仅两米，湖中茭葑、莼蒲、荷芡滋蔓，不时堵塞。钱氏“营田吏卒”废弃已有六七十年，“向之渠川，稍稍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表明当时疏浚久未进行，堵塞严重。

　　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后果将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湖泊蓄水功能不足，遇到台风或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第二，旱季时湖泊蓄水量不够，不能满足农业灌溉需要，影响鄞东平原的农业生产。第三，占用湖泊种植经济作物和各类水草会阻塞航道，不利于水路航运。第四，湖堤如果不及时修筑，便有溃堤危险，对农业生产危害很大。对此，王安石基于不违农时的考虑，借“幸岁大穰，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充分体现了他“一民之生重天下”的思想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理念，全面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来发展生产。他提到“此所谓修废，官也”，明确表达了官府参与改善农业生产的主张。

　　受王安石在鄞县大修水利工程的影响，明州其他地方官员也积极效仿。例如，象山县有前代修筑的朝宗、理川、灵长、会源四船在北宋治平、元佑年间进行了数次修治；奉化县于天禧年间由县令萧世显组织开凿塘河2.5公里，在刻江筑堤坝拦水入河，以灌溉受旱的田亩，熙宁年间又由乡人自发修筑刘大河碶、常浦碶，政和年间又修筑大堰、聚堰等。这些小型水利工程费工费时少，见效快，对粮食生产增收具有促进作用。这些水利工程的修造，对整个明州的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明州稻田面积因水利兴修和土地开垦而不断扩大。宋代中期以后，明州已成为两浙路的重要垦田地区之一。到北宋徽宗政和七年时，明州城西广德湖灌溉区每亩可产稻谷六七石，为宋代粮食平均亩产量的两三倍。按照宋代一石可折合今市石6.6斗，合计92.4斤，明州粮食亩产可达554斤至646斤。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提到宋代最高亩产量为五石，折合今460市斤。明州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宋代最高亩产量多94斤至186斤，创下了北宋全国稻谷亩产量的最高纪录。

　　（本文系宁波市文化工程项目“王安石与宁波”（WHND23-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