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这为我们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深入挖掘中华农耕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让农耕文明展现新的生机和活力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农耕文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价值观念，而如何赋予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使古老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崇本上农、惠民利民的价值取向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主张“崇本抑末”。自夏商周时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国的重农思想最早见于西周虢文公的谏辞。商鞅提出著名的“农战论”，秦孝公命商鞅颁布推行《垦草令》，重视农业，鼓励农桑。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作为基本国策，这些都表明古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主张优先发展农业，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此外，中国古代还倡导惠民利民的政策，来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如战国时期孟子提倡“易其田畴，薄其税敛”；魏国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并制定了“平籴法”，平抑粮价，避免谷贱伤农；秦国“劝课农桑”，奖励耕织；汉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除田租税之半”“入粟拜爵”；董仲舒“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要将中华农耕文明中“农为邦本”的重农观与新时代“农业强国”的发展理念相结合，“惠民利民”的治国智慧与当今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相结合，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正确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农村基础。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农耕文明自身所固有的、蕴含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一，“三才”观。这是我国传统农业遵循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圭臬。“三才”观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最初见于《周易》的《说卦传》，专指哲学概念上的天、地、人。《周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所以强调天和人是一体的。《荀子·富国》中写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这些论述都深刻指出，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世界的和谐与美好。其二，农时观。“不违农时”“趋时避害”是世代农民心中恪守的准则。古人喜“观象授时”，定“四方四时”，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击壤歌》）中得到时间观念，并建立了一套天文历法、八卦象数等知识系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观日测天的设施和设备（圭表），并用甲骨文记载了天象。流传至今的“二十四节气”就是古人的经验总结，并逐渐成为农业生产规律和实践指导。《尚书·舜典》提出“食哉唯时”；《吕氏春秋·义赏》明确提出反对“竭泽而渔”和“焚薮而田”的短视行为；《氾胜之书》中“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得时之和，适地之宜”，这些都体现了先民对自然规律和生产时间的重视。其三，地宜观。主要是指因地制宜、因物制宜。“上田弃亩，下田弃圳”，古人根据地形条件，创造了梯田、垛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方式，以及以农为主、“桑基鱼塘”等农林牧副渔并举的传统农业结构。《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指出因物制宜、因地制宜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其四，节用观。体现的是“用之有度、用养结合”的合理利用观和资源保护意识，是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孔子主张“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贾谊主张“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班固强调“顺时宣气，蕃阜庶物”，意为顺应自然而有所获取；白居易指明“天生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资治通鉴》中记载：“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法令和制度更是不断出台，西汉《礼记·月令》明确规定“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唐律疏议》中也有“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的规定。可见，上述“三才”观、农时观、地宜观、节用观等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凝聚了中华农耕文明中关于人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智慧与思考，与当今提倡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轮作倒茬、用养结合、循环利用的生产经验和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为当前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孝悌忠信、耕读传家的处世之道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礼仪、亲仁善邻，倡导以和为贵、贵信重义。中国传统的村庄聚落具有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典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耕信仰、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民间传统、节日仪式等生产生活规则以及族群秩序，维持乡村生活秩序和农业生产秩序。其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淳朴民风。传统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一些核心理念，包括“应时”“守则”“和谐”等，都反映出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的秩序性。尤其是“家国一体”的观念，即以家为本位，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并由家而国，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在这种秩序观念浸润下，村民形成了良好的规则意识。就乡村文化来说，乡村文化以孝悌为根本，强调尊老爱幼、敦宗睦族的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母慈子孝”“孝亲敬长”“礼义廉耻”等优秀传统，是中华农耕文明一直以来就蕴含的重要文化资源，凝结着劳动人民朴素的处世智慧，也是历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愿望和目标。其二，“耕读传家、克勤克俭”的良好家风。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说苑·立节》中有“曾子衣敝衣以耕”的记载。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章氏家训》，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北宋的宋仁宗推行劝耕劝读政策，士人、农家子弟可以一同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这一政策使得耕读不仅是富裕家庭的追求，并把士人、农家子弟与家乡土地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家书》明确记载：“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此外，《尚书·大禹谟》中记载“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北宋郭茂倩提出：“笾豆斯撒，礼容有章。克勤克俭，无怠无荒。”可见，“勤俭”“踏实肯干”的劳动态度以及“耕读传家、父慈子孝、俭约自守”的家训家风，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内核，符合当今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新时代，镌刻在中华农耕文明基因里的处世之道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不断发挥其在提振农村精神风貌、增强农民凝聚力、焕发文明新气象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蓄势赋能。

　　中华农耕文明中蕴含的农耕思想要素不仅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内核，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长盛不衰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对拓展生态农业发展思路、加快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优秀基因，与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农业强国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和筑牢文化根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