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德国批判心理学既弘扬人在本体论维度上的主体性，也从认识论维度凸显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对心理学认识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主体性理论及其思想。理清德国批判心理学的双重主体性理论观点及其蕴含，对彰显人之全面本性、建构与研究者主体性立场相契合的心理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本体论上主体性的遗失与复归

　　在本体论上，德国批判心理学强调以个体“主体性”的复归超越传统心理学在“主体性”遗失上的弊端。霍尔茨坎普（Klaus Holzkamp）等人指出，传统心理学研究对象被视作脱离社会关系且与其社会生活状况无关的纯客体存在，单向度地受社会生活条件或权力结构影响，而广泛社会关系对个体的意义性被无视，本质上坚持抽象孤立人性观。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为求心理学绝对客观，试图通过预先假设或改善实验环境将人设定为只受外部因素决定的“变量”，极力宣扬环境决定论；以弗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突显力比多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大力提倡将人性内化为生物性的性本能决定论；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旨在赋予主体经验真实性的同时，高扬人之“自我实现”的独特本性，但依然强调不可改变客观社会条件且应去除个体与社会发展间的连续性，渗透着“似本能”倾向。这些理论和观点均在本质上忽视人在社会关系中涌现的主体性。

　　霍尔茨坎普、奥斯特坎普（Ute Osterkamp）等人强调，心理学研究对象是参与社会再生产，且具有改变自身社会生活状况的主体性存在。首先，它承认人之主体性受社会生活条件、权力结构影响，但并非单向度依赖或被迫屈从上述社会关系，而是依托人感知物质方面的能力形成生产、改变社会关系的主体行动能力，进而纠正主体性被束缚的不足，批判抽象孤立人性观。其次，个体主体行动能力决定客观社会关系或结构不再是人之行动的决定因素，而是可能性因素。换言之，个体自觉地与社会影响关联起来，依托不同社会关系对其行动的意义，从而在一定范畴内采取多种意义性行动。这意味着个体在“行动理由”的中介下更可能从事有益其本身生活的生产、再生产的日常行动。最后，霍尔茨坎普主张以主体立场的“理由话语”取代外部立场的“条件话语”，从实验室中解放主体性，更重视在具体应用研究中弘扬个体主体行动能力。例如，奥尔·德雷尔（Ole Dreier）提出，治疗日常心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发展来访者改变自身生活状态的个人能力，即个体在与情境的可能性关系中具有的能力，从而帮助个体在社会生活情境中获取更多的可能性选择。

　　认识论上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

　　在认识论上，德国批判心理学强调研究立场的偏袒性，明确主张关注“研究者主体立场及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重视认识论维度研究者主体性研究立场对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影响。在其看来，所谓客观、普适的传统心理学实则是立足资产阶级主体性研究立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心理学。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等人通过研究“显现”刺激源（薪水、休息间隔等）下工人的直接“回应”，以提高工厂生产率与满足资产阶级利益。即使弘扬人之自我实现价值的马斯洛也深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强调个体私人关系对人格的决定作用，维护资本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可见，主流心理学与西方非主流心理学，均潜移默化地以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化再生产为其学科建设的研究目的。

　　有鉴于此，霍尔茨坎普等人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是一种与社会存在相关的社会实践，本身存在就预设了社会价值。心理学研究者应“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并彰显其为人性解放、自由与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价值。首先，在概念建构上，以功能历史法取代操作主义原则，建构彰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差异性的概念。如关于动机概念，传统心理学未考虑目标隐含的内容或既定目标背后代表的利益，重在强调由外部限制性动机驱动人去追求既定目标。德国批判心理学的动机概念则代表无产阶级利益，驱动人既从事满足个体生存需要的行动，又从事生产生存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的行动。其次，心理学应探究人与不同语境（学校、家庭、工作场所等）关联中涌现的“日常生活行为”。如霍尔茨坎普主张研究学生的扩张型学习，通过学习扩大对自身生活的影响力。最后，心理学研究目的不再是束缚、抑制人性，进而将人变成由缺失性动机驱动的“工具人”，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化再生产，而是立足无产阶级立场之上，通过弘扬、增强个体改变自身周边社会关系的能力，促使个体从“缺失性动机”行为转向“成长性动机”行为，从谋生劳动转向自由劳动，最终从沉迷于物质需要的片面发展状态转向追求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全面发展状态。

　　双重主体性理论的学科建设启示

　　毋庸置疑，德国批判心理学双重主体性理论有中肯、有力之处。一方面，它以人之“主体行动能力”为本性去构筑人的完整形象，使心理学对人之本性的探究由原来拘泥于人之自然本性上升到将人当作真正的人来研究的更高层面。其不仅突显人改变周边环境的能力对彰显人之全面本质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激励个体建构和谐的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真正实现人性解放，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亦有一定启迪意义。另一方面，它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立场的倡导于中国本土心理学建设具有重要价值。这启发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应改变“心理学无国界论”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识别传统心理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同时，其对研究目的的强调，也激励我国心理学研究者确立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目的，如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民族心理认同感、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等社会现实问题重回研究者视野，密切了心理学科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联。虽然“主体性”成为德国批判心理学探究人性本质与建设心理学的立足点，也是其鉴别西方心理学人性观与真理观合理与否的依据，但其局限性也恰恰来自对“主体性”的理解上。

　　显然，它在本体论层面对人性的把握上存在片面性，并未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相一致，未真正辩证地认清人在实践活动中造就的其他真实本性。它承认自然性是人之社会性的前提，但寄希望于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抗来建构一种个体改变自身社会关系的“行动能力模式”，企图以此诠释人类所有心理、行为，极力弘扬主观能动性，贬低人的受动性。此外，它还忽视人类世代关联间积淀下来的文化本性，欠缺了人性的重要维度——历史生成性。本体论主体性理解的局限性，使其倡导立足无产阶级主体性立场获取的心理学认识存在一定不足。它企图以心理学变革实现无产阶级解放，无疑忽视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革在解放无产阶级、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致使实践效度存在有限性。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