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动员和总部署，更是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历来在改革中占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要求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将人口发展提升到全新战略高度。
当前，随着人口转变加快和负增长惯性累积，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常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趋势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不断治理升格，更具整体性、专业性、多部门联合的老龄政策依序出台，其内容从关注基本生活保障发展为多元老龄服务供给、从聚焦老年人拓展为推动全民参与。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修订通过《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国务院就“关于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行报告；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1年，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实施老龄国家战略，进一步体现了最高层级的国家意志，凸显出老龄社会治理的时代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回顾和总结这些改革举措，我们已在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治理中取得若干重大成就和特定经验。
第一，树立国家战略定位，以“国家姿态”诠释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选择。自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扩至3亿（2024年），老龄化水平从10%跃过20%，已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预计2045—2049年老年人口逾5亿，约占其时中国总人口的30%以上和全球老年人口的20%左右。我国不仅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超快的国家，还面临区域差异大、地理范围广等约束条件，养老任务也相对繁重。目前看来，人类社会从未具备面对如此超大人口规模和超复杂地域范畴的老龄社会治理经验。在此背景下，我国完善老龄社会治理主要是靠“两条腿走路”——一边广泛学习西方经验，一边“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总结既有老龄化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普遍性相结合，并与中国发展现状不断适配。但随着我国渐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很难继续仅仅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应对老龄社会的逻辑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国家适时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积极”的“国家姿态”来诠释老龄社会治理的战略定位，通过持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来回应老龄社会治理的发展需求，尝试建构一套持续自我更新的治理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这是人类社会中首次以国家战略格局来统一共识、整合资源以完善老龄社会治理的重大国家实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在老龄领域的生动映照。
第二，凝聚多元治理资源，从强调“中国特征”转向构建“中国优势”。新时代，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形态已和西方发达国家初入老龄化的时代截然不同，这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提供了空前契机。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区域差异、文化传统、家庭伦理等基本国情，也为我们的老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沛资源和多元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党和政府总揽全局、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等制度优势，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治理范式，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使我们在处理一些事关全局和涉及长期发展的复杂议题上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整体性、灵活性和动员力。这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坚实制度基础和优势。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得以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相对充分地整合了多元主体的组织能力和资源，在宏观层面协调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战略的均衡，形成了协同性较强的整体性治理网络，并在应对养老金等复杂议题时保持了相对较大的灵活性和创新可能性。这是制度优势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集中体现。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国优势与区域多样性也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宏观战略的施展舞台，并为资源配置提供政策腾挪空间。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尊老文化，这些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石，奠定了“中国式养老”的伦理价值基础，有效拓展了养老资源乃至老龄社会治理资源格局。不仅如此，家庭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将家庭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治理高度。中国家庭对代际责任的诉求会在消化吸收社会转型成本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这为我们应对老龄化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资源。尤其随着少子化老龄化的加剧，通过对家庭而非向单一个体提供支持，可使资源更有效得以流转并避免政策“瞄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明确要求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即是对此及时有效的回应。
第三，织密老龄政策网络，通过“协同共振”强化治理黏性以发挥叠加效应。国家在老龄政策的长期施策过程中已逐渐清晰认识到，仅仅调整人口政策、老年人政策或某一部门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新时代以来，国家不断强化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健康服务、居住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性政策供给力度。尤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更立足“国家战略”深刻把握人口老龄化的整体性和过程性，在发挥政治制度优势中筑牢老龄社会的风险应对体系、在继承文化传统中总结大国养老经验、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综合提高整个社会的适老化水平。统筹布局银发经济、为老服务体系、智慧养老的产品供给与科技创新，致力于形成系统化、全方位的治理体系，并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人口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一体化等发展目标与重点领域形成协同效应。党的二十大报告已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已进一步锁定其治理底色，亟待加快创新发展。
此外，我们还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稳步推动银发经济新动能的释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更将奠定老龄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基础。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却将持续扩大，尤其当前中老年群体正逐渐成为我国财富拥有量最高的群体，消费潜力巨大且消费观念不断升级，对消费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其财富特征和消费异质性不仅正在改变原有产业结构布局，还将创造出新行业与新职业进而提振就业。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决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养老金融”列为“五篇大文章”之一；《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作为2024年“国办一号文”印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强调了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的重要性。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正在强化配套政策落地和实践推进，银发经济无疑将成为我国拉动内需、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之一，并将为全球老龄社会治理提供崭新经验。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23ZDA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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