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笔记是考察当时社会生活风尚的独特视角，从中可见明人消闲娱情的“剧谈”之风、勤学善思的读书之风以及畅情适性的游观之风。

　　消闲娱情的“剧谈”之风

　　“剧谈”即畅谈，首见于《汉书·扬雄传》。“剧谈”具有幽默诙谐的特点和浓郁的娱乐性，是魏晋文人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唐人康軿首以“剧谈”题名笔记，是书以“新见异闻”及“他日之游谈”为主，重在好奇尚异。明人承袭此风，不仅于“簿书之余”“纵谈旧闻，旁及奇事”来广见闻、恣谈谑，以至于“剧谈浪谑忘还期”，还以之“存故实，阐幽微，补漏逸，纠讹缪，讬讽谕，考文辞”，这极大地丰富了剧谈的内容。

　　顾起元《客座赘语》自序云：“余顷年多愁多病，客之常在座者，熟余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惊奇诞怪者以助欢笑。” 其中，史翁就预演出殡，杂入宾客中为自己送殡。王世懋《二酉委谭》写山人依附官员，“大帽绣裳”，“腰已横金”，王氏惊讶于山人身份与行实的反差，借山人之噱头行求官之实，故而深感滑稽可笑，称所见亦是一时奇事。顾氏、王氏将这些剧谈录以成秩，既作为谈资，又期以自怡。类似笔记还有都穆《听雨纪谈》、许浩《两湖麈谈录》、王同轨《新刻耳谈》、顾元庆《西轩客谈》、王兆云《湖海搜奇》《挥麈新谭》《白醉璅言》《漱石闲谈》、谢肇淛《麈余》，说明剧谈娱情在明代十分盛行。

　　剧谈是明人习见的生活场景，烹酒煮茶，围炉夜话，以此打发闲暇。这展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猎奇心理，以及私人化、生活化的世俗情味。诚如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所说，笔记“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不妨将之视为是一种由文人记录的文化现象，而且它关注日常”。“诙谐剧谈，甘如饴蜜”，虽“未必得实”，但明人却能纵意而谈，涉笔成趣。这些“朝章国故、贤奸臧否”，“雅谈轶事、里巷风俗”，皆“可以涤俗肠，作诗料，助谈资”，其在反映人生境遇、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与多样性上超越了前代笔记。

　　勤学善思的读书之风

　　有明一代，文人士子也以乐读书、擅读书引领时代风尚。方孝孺“日读书积尺”，叶盛“购书万卷，日耽玩以自颐，殆废寝食”，何良俊自言“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明人既博览群书，又深谙“读书之乐，如‘踊跃云中，游观沧海’”。不仅文人士大夫如此，市井之民亦好读书，《兴化府志》记黄石市“秀民多读书登仕版……当市闹处，物货充斥，买卖傍午，而读书之声往往杂出其间，是为市井秀处”。

　　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曾言：“所有的书可分为两大类：风行一时的书与永久不朽的书。”明人将剧谈内容录以成书的“谈录”小说作为消闲娱情的读物，而对于“永久不朽”的经典阅读，则是源于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并成为文人的共识与习尚。他们习惯以读书来题名笔记，如祝允明《读书笔记》、黄训《读书一得》、余懋学《读史随笔》、陈继儒《读书镜》、胡震亨《读书杂录》等。其中，于慎行《读史漫录》是一部史论笔记，他“山居谢客，左图右史，翻阅恒至丙夜不休，当其欣合，几忘寝饭”。侯一元《二谷读书记》多是阐发“四书”的宗旨大义，以及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评论，体现作者的学术品位与治学倾向。

　　从这些读书类的笔记来看，明人博览群书，既有读书明志、以古鉴今之意，又漫记所得、所思、所感，兼及对文学现象与学术思潮的思索。他们大多是为了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这已是明人家居日常的一部分。而统治者则通过倡导读书来达到儒化的教育目的。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九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戒谕孔子裔孙孔克坚，令其子孙多读书，否则是不守祖宗法度。朱棣曾“命侍臣辑自古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示诫勉，并自言“每览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读之不能释手。读书所以有益于人”。在皇权的加持下，读书之风久盛不衰。

　　读书不仅丰富了明人的学识与视野，还使他们积极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吴晗在《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历数明清藏书家时说：“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好学敏求之士往往跋涉千里，登门借读，或则辗转请讬，迻录副本，甚或节衣缩食，恣意置书……假本既多，校雠之学因盛……甚或比勘异文，发现前人误失，造成学术上之疑古求真风气。”文人为读书而不惜千里借阅、辗转请托，甚至节衣缩食，显示出强烈的求知欲，同时也促进了对经史、文学、目录、版本等领域的探讨，以及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刊刻等方面的研究，明人笔记对此多有记述。

　　畅情适性的游观之风

　　明代中后期，游目骋怀的山水之游在文人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大学士金幼孜称“天下之乐，莫过于山水”。蔡邦驹为其先祖蔡清撰写行略，言其“家居事亲、读书之外，惟与诸生讲学、著述及游观山水而已”。随着游风大炽，以游观题名的笔记亦因之而起，且代不乏人，其中尤以王士性、田汝成、袁中道最为典型。

　　王士性是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学家，“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因宦迹半天下而得以饱览山川形胜与各地风物，撰成《广游志》《广志绎》，并称“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肯定西湖的美景令人神往。早于王士性的田汝成，其《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专写西湖胜景，附以历史掌故、诸家题咏，笔致简雅，辞藻典丽。

　　袁中道云，“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四十之后，始好之成癖”，并将十载游居撰成《游居杮录》。在他看来，“一者，名山胜水，可以涤浣俗肠。二者，吴越间多精舍，可以安坐读书。三者，学问虽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见境生情，触途成滞处尚多；或遇名师胜友，借其雾露之润，胎骨所带习气，易于融化，比之降伏禁制，其功百倍”。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辅相成，山水清幽，怡情适性，的确可以“发灵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其游观之乐，足可称羡。

　　“游”是明人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意趣，游风之盛，使山姿水态被诉诸笔端。明人得江山之助题写了大量山水诗、酬唱诗、送别诗，还创作了大量游记。屠隆就说读王世懋“游名山诸记，胸中何磊块哉！耽幽揽胜，语语烟霞，知先生雅抱尚平之癖”，进一步指出明代士人多与东汉向长一样，都有纵游名山之癖。俯仰山水，是明代士人的志尚情趣、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与生活艺术。

　　综上，明代笔记充分展现了明人的生活日常与文化品格。他们以剧谈来增广见闻、娱乐休闲，借读书来开拓视野、丰富学识，塑造自我心性，用畅情适性的游观来进一步扩大生存空间，并建构出多彩的文学世界。这些生活风尚呈现了明人的见闻、阅历与思考，以及以个体经验为中心的真实而多元的生活样貌，并成为考察明代社会、文人趣尚与学术追求的重要路径，更是深化明代笔记研究的有效学术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王世懋《王奉常集》整理与研究”（23BZW07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