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图经是方志起源阶段的一种重要体裁。图经，一般是指附有文字说明的舆图，“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训”。由于舆图版面有限，表现方法上以形象的线条为主，一些要素无法详细体现，故需配以文字补充说明。

　　图经之名始于汉代，然而汉代鲜有图经。南北朝时期各地编纂的图经逐渐增多，不过历隋至唐，才进入成熟繁荣阶段，以官修的方式成为大唐王朝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军事作战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必备参考资料，并在方志学、地理学、测绘学等领域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关于唐代图经，学者们多以整理辑佚和辨析考证为主要手法，从文献学角度予以关注。在此，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从社会思想层面来审视，揭示唐代君臣的忧患意识与图经编纂之间的关系，即唐代图经繁荣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唐代君臣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恒久的理性意识。远在先秦时期，圣贤著述中屡有体现，如《周易·系辞传》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告子下》：“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唐代虽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诸多辉煌，但国运并不平坦，皇族内讧、边关不宁、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党争等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即使在盛世时期也隐藏着诸多矛盾和危机。加之唐代君王深受儒家思想濡染，整体素养较高，特别是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能够主动从历史教训和现实问题中自警自省，因此忧患意识深植于心并具有了更加丰厚的内涵。

　　以唐代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君王——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宪宗李纯为例。《贞观政要》卷十载，太宗在四夷降伏、海内安定的情况下，仍如履薄冰：“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玄宗“自临御天下，忧劳庶务，以至诚感物，道冀有孚，以至理致和，仁或由己”，闻听地方受灾，“念之怃然，不忘寤寐”。宪宗力图削平藩镇势力，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他以太宗、玄宗的“道德风烈”为榜样，唯恐“愧谥号”，“为宗庙羞”。

　　图经作为实用的辅国利器之一，在君王研讨治国方略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新唐书》中的两则记载：“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乾元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宪宗尝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玉海》卷十四：“因图，上河北险要所在。帝（宪宗）张于浴堂门壁，每议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图，信如卿料矣。’”

　　因此，为解除各类忧患，实现治国安邦的宏图大略，唐代君王高度重视图经的编纂和相关人才的选拔。如《新唐书·艺文志》载：“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据《新唐书·吕才传》记载，高宗“诏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吕才“屡称指，擢太常丞”。

　　唐代大臣对君王的忧患意识有着积极的回应。主持编纂图经的士大夫，除了地方官长便是朝中重臣，大多博学多才又处于政治核心，对大一统国家的治理难度深有体会，也愿竭力以实际行动为君王分忧，编纂图经就是有效辅政手段之一。

　　如《旧唐书·贾耽传》载，贾耽为鸿胪寺卿时，“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吐蕃占领陇右多年，其地“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权德舆曾在《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中这样颂扬贾耽：“公之意，岂徒洽闻广记，以学名家而已哉？盖体国远驭，不出户而知天下。亲百姓，抚四夷，真宰相之事也。”可见贾耽编纂图经的目的远超个人修身的层面，一心以此来摸清和展现边关形势，抚平战乱。

　　元和名相李吉甫早年宦迹多地，后“内参密命，外正戎机。竭心膂以振皇纲，励精诚以辅元化”，是辅佐宪宗力主削藩的关键人物、“元和中兴”的股肱之臣。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借鉴“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的史实来阐述图籍的重要性，进而言《元和郡县图志》这部集大成的全国性图经编纂，是为了“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元和年间，河北三镇和淮西已被节度使割据，陇右、剑南部分地区为吐蕃、南诏所占，但《元和郡县图志》仍以贞观年间天下十道为纲，足以彰显以李吉甫为代表的群臣力图恢复大唐盛世的决心和勇气。

　　诗人元稹既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世，又是位深谙军事、“忧边之至”的干将。他在《论西戎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部边关治理的短板：“窃见陛下患戎之意深矣……戎狄之心日炽，若此非他，不得备之之术也。”为便于宪宗把握边关形势，元稹曾奏呈两种耗费巨大心力编纂的图经：“若边上奏报烟尘，陛下便可坐观处所。”“所冀袵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观。”

　　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唐代君臣之间的共通意识，这种意识早已突破了个人局限，体现为更高尚的家国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历史重负促使他们重视图经的编纂，以有效分析和解决各类忧患问题。进一步来看，忧患意识不仅促进图经数量大增，还在图经编纂制度、编纂原则、体裁演变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忧患意识推动了图经也即方志官修制度的形成。要实现大一统国家的稳固统治，需确切掌握全国的情况，而全国性图经亦需由各地图经汇总而成。为推动这项任务完成，朝廷对州郡图经的编纂采取了强制性手段。《唐六典·兵部》载：“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新唐书·百官志》载：“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隐、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皆上。”可见唐代兵部设有专员管理图经，图经须定期纂修上报。这一开创性的举措被五代和北宋承袭，成为我国方志编修制度化的开端。

　　其二，忧患意识决定了唐代图经尚实的编纂原则。明确的治国辅政目的使唐代图经编纂具有高度实用性和严谨性的特点。如《沙洲图经》《西州图经》等残卷大多包括物产、人口、要塞、赋税等实用类目，《元和郡县图志》于疆域、建置、户口、物产、贡赋等之外，尤其留意军事地形的攻守之势。

　　除了《沙洲图经》收录若干歌谣，今可见的图经中基本没有专收艺文作品。《元和郡县图志》皇皇四十卷中征引的文学文献不仅种类极少，且引用的内容非常简短，基本用来说明属地疆域沿革情况而非其他。如卷三十二：“少城，一曰小城，在县西南一里二百步。《蜀都赋》云：‘亚以少城，接乎其西’。”

　　唐代是一个文学璀璨的时代，前代也积累了众多文学经典，但是唐代图经极少征引文学作品，也未受魏晋以来流行的玄怪之说的影响，而掺杂夸张和灵异的记述色彩。贾耽曾在上书中云“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文义鄙朴”（《旧唐书·贾耽传》），正说明了唐代图经追求质朴的语言风格。

　　在编纂准备阶段，博采群书、广泛采访、实地调查、去伪存真等往往为编纂者们所秉承和坚持。如《唐会要》载，贾耽《海内华夷图》调查采访三十年乃成，“人有披图以问其郡人者，皆得其实，无虚词焉”。《旧唐书·贾耽传》载，贾耽在撰写黄河等地通录时上书云：“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收其是而芟其伪。”元稹上书中描述京西京北图“山川险易，细大无遗”，京西京北州镇烽戍道路等图“纤毫必载，尺寸无遗”，“一一皆有依凭，不敢妄加增减”。这些都是尚实原则的有力佐证。

　　其三，忧患意识促进了方志体裁的演变。除上述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忧患意识外，唐代士大夫还具有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图经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与地记并存的局面，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图经的发展远不及地记。到了唐代，士大夫对魏晋以来地记过度夸饰门楣、炫耀乡梓、华而不实、空虚怪诞的偏颇风气表示担忧，大力倡导务实之风。

　　如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刘知幾《史通·杂述》：“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严厉批评了各种通病：“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

　　士大夫阶层对地记的客观批判，自然会降低地记编纂的热情，使唐代图经的发展优势远超地记，引领了北宋图经大盛的历史潮流。而其倡导的务实性趋向，势必使图经中解释性文字的篇幅大大超过图的规模，昭示了方志新的发展走向，即文字逐渐脱离舆图而独立，为方志在南宋时期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作者系国家方志馆馆藏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