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分属于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域，拥有悠久的农业开发史。这一地区曾先后成为乌孙、月氏、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吐谷浑、回纥（回鹘）、党项、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等众多族群的繁衍生息之地。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交融、和合共生，促进了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加快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两汉：人烟扑地桑柘稠

　　最早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族群是月氏和乌孙。月氏攻破乌孙后，乌孙被迫往附匈奴，匈奴部族强盛后，月氏被迫离开河西走廊。在汉武帝开发河西走廊之前，这里一直都是乌孙、月氏、匈奴等游牧族群驻牧的范围。元狩二年（前121年）始，西汉王朝对匈奴发动数次战争获胜后，在河西走廊自东向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作为向西发展的根据地，通过推行“移民实边”“徙民屯垦”等政策，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和经营。《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从焉。”这些在关东地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来到河西走廊后迅速地发展起了农耕和畜牧业生产。经过本地各族民众与中原移民的艰辛努力，河西走廊在发展绿洲农业和畜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汉书·地理志》载：“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以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两汉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河西走廊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河西地区一跃成为西北富庶之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西汉时期该地气候较今更为温暖湿润，为大规模屯戍提供了水源和较适宜的环境。《后汉书·西域传》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唐代诗人元稹在《西凉伎》中也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大规模移徙兵民屯田实边，使河西走廊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居延新简EPF22:43中即有“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的记载，表明西汉时期秦胡、卢水胡等族群民众除了传统的畜牧生业方式以外，还与汉民族一样从事农耕生产。

　　魏晋：水清草茂牛羊壮

　　由于农牧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相比农耕为生业方式的汉族聚集区，游牧民族所活动的区域更容易受到生态条件的影响。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下，主要是因为气候与环境恶化导致饥荒，迫使他们向低纬度地区迁徙，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西汉晚期，河西走廊的气候开始向干冷方向演化，水生沼生植物减少，旱生禾本植物明显增加，地表植被趋于草原化。由于气候逐渐变冷，鲜卑、突厥、吐谷浑等族群受“逐水草而居”生活习性的影响，不得不向南部水草更为丰茂的地带迁徙。这一趋势在魏晋时期尤为显著，形成了北方游牧族群大举内迁局面，《晋书·四夷传》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随着鲜卑诸族的迁徙，游牧生产方式及其相关观念也逐渐渗透到传统的农耕区域，进而导致牧区范围显著扩张。《魏书》载：“世祖（拓跋焘）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气候变冷在客观上推动了河西走廊畜牧业在魏晋时期的恢复与发展，进而导致该地区的生业方式开始从以农业为主导逐渐转向畜牧业。与此同时，游牧族群的内迁加速了河西走廊多族群交流与交融的历史进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出现了大规模的族际通婚现象。敦煌遗书S.613卷记载：“户主侯老生，水（癸）酉生，年五十五，妻如延腊腊，丙子生，年五十两”，“户主其天婆罗门，戊辰生，年陆拾，妻白丑女，辛巳生，年肆拾陆。”与此同时，河西地区还出现了汉化程度较高的族群。例如，建立北凉政权的沮渠氏，即是其中的代表。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中，有大量的《牛耕图》，内容多为民间农耕，耕田者既有汉族，也有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

　　隋唐：无数铃声遥过碛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继续在河西走廊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和屯垦。《隋书·食货志》载，开皇三年（583）和大业五年（609），隋朝在河西移民实边，“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记载，唐朝开元年间，设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对河西地区进行管辖，并“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在隋唐王朝的有效治理下，河西走廊的农牧经济出现大发展，时人不禁感叹“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与此同时，河西走廊的人口也在显著增加。如唐玄宗天宝初年凉州人口就比唐初增加了三倍，甘州则是增加了一倍。《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记载：“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

　　唐诗有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是丝绸之路再度繁荣的真实写照。隋唐时期，不但原本生活在河西的族群纷纷融入王朝的政治版图，就连外来族群的文化也在河西走廊生根发芽。当时，敦煌有中亚粟特人、昭武九姓胡人的聚集区——兴胡泊和从化乡，凉州城则是“大城之中有小城，小城有七，胡居其五”。同期，描写河西走廊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图景的诗歌亦屡见不鲜：“番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在空间上交错分布，促使河西走廊地区族群融合与文化交流得以持续且广泛展开。

　　明清：务使荒野无旷土

　　明清时期是河西走廊屯垦继汉代之后又一个高峰期。明初战争频繁，导致人口锐减，残余的北元势力严重影响了河西走廊的生产发展和边防巩固。为充实边防，明朝继续实行大规模移民实边政策，将民众迁移到河西走廊一带进行屯田生产。《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三年，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输……二十四年，遣陕西西安右卫及华阳诸卫官军八千余人往甘肃屯田，官给农器谷种。”清朝建立后，受环境、技术等因素制约，内地平原地区的耕地日趋饱和，人地矛盾愈加显著。为了扩大耕地、养活百姓，雍正帝提出了“务使野无旷土，人尽力田”的政策，以“屯田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在河西地区广开屯田、设官督种。清代因此也成为河西走廊历史上屯田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时期。

　　大规模移民屯田使河西走廊多族群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代，以汉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广泛传播。《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自入皇明，更化维新。卫所行伍，率多华夏之民……勤力畎亩，好学尚礼。故地虽边境，俗同内郡。”如此一来，汉语也逐渐成为河西走廊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清代《敦煌县乡土志》载：“凡西路之土语涉于番音者一律汉化，故自河西出嘉峪关一至敦煌转觉语言清亮文字易晓。”这反映了多族群语言日益走向深度融合，河西走廊多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从西汉起，河西走廊就是各族群持续往来迁徙、交往交流交融非常频繁的区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互相沟通交流，彼此杂处而居，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经过多族群长时段的共同开发，在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河西地区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与一体化，成就了河西走廊灿烂的历史文明。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