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观是马克思最具原创性贡献的领域之一，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诞生以前，一切哲学在历史观上都受困于“观念的神话”与“遮蔽”。而“观念的神话”与“遮蔽”，源自人类实践的具体历史形式——分工，特别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以及职业精神生产者的出现和扩大。唯物史观的创立，终结了观念决定历史的神话、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神话、历史宿命论的神话，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哲学图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应摈弃从观念到观念、从文献到文献、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范式，从实践的不同历史形态的变化入手，展开活的历史研究。

　　【关键词】哲学；历史观；观念神话；分工；唯物史观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之于历史就如同泰勒斯之于数学、伽利略之于物理学、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学。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历史观之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之于整个哲学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观念的神话”与“遮蔽”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问题在于：如此简单的事实，为何千百年来被思想家们所忽视或视而不见？恩格斯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考线索：这个简单事实“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循此我们不免会追问：意识形态何以“掩盖”这个简单事实？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达到“遮蔽”的效果？换言之，如何拨开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层层迷雾，直达简单却又真切深刻的事实？历史观由于关涉人自身的历史，除了处处受到观念因素的缠绕以外，还要不时受到利益等现实力量的袭扰，因而所谓“价值中立”“零度立场”不过是伪命题。如此一来，对历史观的研究就天然地具有巨大的挑战性：这种研究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吗？这种研究何以千百年来被层层迷雾所笼罩，以致杂草丛生、谬误连连?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作为能动的改变环境与人的自我改变的相统一的客观物质活动，是理想与现实、观念与存在的矛盾运动过程。任何改变，首先表现为观念、意识中对现实、对存在的某种不满，进而成为“理想的意”、观念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生发与壮大，客观上就会造成意识、理想等观念的力量脱离其现实的物质条件、物质力量，如“脱缰的野马”般驰骋起来，“观念的神话”及对现实的社会存在、物质基础的“遮蔽”就成为可能的了。

　　这种可能性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分化和扩大而逐步成为现实。实践本质上是生产的，而且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物质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以及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的抽象概念中产生的规定。“于是，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从历史上看，意识与社会存在、观念与现实的脱离并日益取得独立化的外观，进而成为支配社会存在、现实的神秘力量，源自人类实践的具体历史形式——分工，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离。精神生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产生出来并愈益发展，客观上造成了精神生产愈益与物质生产相脱离（这当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否则，一切科学、艺术等文明成果都无从谈起），进而造成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与物质生产的紧张、对立和异化，成为离开物质生产而独立发展并支配物质生产的力量，“观念的神话”诞生了，“观念”对社会存在、现实生活（特别是物质生产生活）的“遮蔽”形成了！

　　随着分工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城乡的分离，私有制特别是阶级社会的产生以及阶级的对立和冲突，“观念的神话”与“遮蔽”愈加丰盛繁杂起来，其对社会存在、物质生产生活的虚幻、颠倒性质成为一种普遍和必然。统治阶级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和统治需要，经过不断探索、总结（期间还伴有残酷血腥的镇压和战争），势所必然地将其少数人的利益变成多数人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继而发现，用某种抽象的精神、观念力量并将之神圣化更有利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于是，“观念的神话”成为一种相当有效且成本甚小的方式，愈抽象愈好用，愈神秘愈能迷惑人、统摄人，离物质条件、具体的利益愈远，甚至完全遮蔽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和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意识形态。“‘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而思想一旦纠缠上利益，似乎就显得不那么纯粹、无私、普遍、正义、善良和美好，——历来的思想家们不正是由此炮制出一个又一个“观念的神话”吗？

　　如此看来，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物质生产的发展，物质产品有了一定剩余但剩余又不那么充分和发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些条件客观上造就了职业精神生产者的出现和扩大，使他们有可能远离物质生产过程，而把自身的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看作神圣的东西，并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加以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从事物质生产的大多数劳动者，由于不再拥有观念、思想、知识、概念等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及其支配权、话语权，逐步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为了使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乃至全体社会成员信奉某种观念、思想、精神，就要千方百计找到其合理性、合法性、合乎人性的根据，这种历史任务当然是由职业精神生产者即所谓思想家们来完成的，其主要手法就是将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统治阶级分割开来，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特别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分割开来，由此，思想的魔力便产生了：思想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进而把不同的个别人的思想抽象为一般的、普遍性的思想、观念，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把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当作永恒的超历史的思想、观念。

　　这就势必造成研究历史的困难。当人们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同统治阶级本身割裂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就会很自然地认定，欧洲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荣誉、忠诚、勇敢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则是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一般地说，统治阶级总是乐意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观念的神话”。从思想史来看，此种现象就成为必然的了：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其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起来反抗旧统治的革命的阶级，从一开始也往往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其革命的口号也往往具有普遍的性质和意义。客观的利益之争演变成抽象的普遍性的观念、原则和口号之争，这成为人类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揭露了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企图证明观念、精神等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全部戏法”。第一，把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使这种思想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说明，在一个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割裂这些思想与现实的经验基础之间的联系，只是当作思想来看待，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第三，为消除这种“自我规定者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把它变成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历史的创造者、统治者。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中清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以被公认为抽象、晦涩难懂的康德哲学为例。马克思、恩格斯说：“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德国，软弱无力的市民阶层却只有“善良意志”。“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与这种小眼小孔的地方利益相适应的，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偏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当时的德国，旧的封建贵族绝大部分在农民战争中被消灭了，剩下的或者是直属普鲁士帝国的小诸侯，或者是些小地主，或者些乡居的容克地主；农业生产方式既不是小块经营，也不是大生产；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业尚未发展起来；革命的产阶级尚未成熟，活跃在德国社会的是大量分散的小资产阶级的市民；与利益的分散性相适应的是政治组织的分散性——许多小公国和帝国自由市。上述这些历史条件，使得“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概括上面的分析，“观念的神话”，以及观念对现实、思想对社会存在的“遮蔽”、支配和统治，是由人类实践的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展开所规定、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是：其一，分工特别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职业门类，出现了职业精神生产者，而随着城乡的分离，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这些职业精神生产者又普遍居于城市并跻身城市社会的上层或中层；其二，交往的扩大和普遍化，逐步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宗法和狭隘的地方性联系；其三，科学的发展，包括哲学、艺术、宗教等专业化门类的快速发展，观念、知识、概念等精神产品愈益表现为少数人的专利或特权；其四，阶级和阶级社会的出现，特别是不同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统治阶级愈益将代表自身利益和维护其统治的思想、观念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而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最充分、最典型的形式。大工业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使得生产和再生产各式各样“观念的神话”成为令人心驰神往、乐此不疲的行当；分工丧失了最后一丝自然的痕迹，交往的普遍化使得各民族封闭的、狭隘的地域性联系被打破，一切崇尚普遍主义的思想、观念，获得了充足的社会土壤，而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割掉与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的联系，它们愈是这样做，就愈加符合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也就愈发获得广泛的喝彩；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也只有在资本的幕布下才能闪耀，科学被并入资本的生产过程，愈益成为资本统治的力量；阶级关系日益明朗化和尖锐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迫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精神生产愈益采取抽象、普遍和绝对的形式，“观念的神话”，观念的虚幻性质，观念对现实、思想对社会存在的“遮蔽”、支配和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历史的辩证法恰恰在于，这客观上造成了新的可能性：解构这种千百年来思想家们所构筑的“观念的神话”，拨开其层层迷雾，消除观念对现实、思想对社会存在的“遮蔽”、支配和统治，从最顽强又最简单的物质事实、社会生产生活出发来解释观念，把观念论史观所粉饰涂抹的历史还给真实的活的历史，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领域清除出去，而唯物史观的创立，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二、唯物史观与“观念的神话”的解构

　　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实际看，历史观是马克思最具原创性贡献的领域之一，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变革，是马克思（包括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哲学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造。然而，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思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我们深切地感到，对于马克思所实现的这一伟大变革的实质和意义，仍然有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

　　（一）唯物史观终结了观念决定历史的神话

　　唯物史观的创立，彻底解构了用观念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历史观谱系，建构起了用现实的历史叙述代替观念的历史叙述的全新的科学历史观，使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解和把握奠立在现实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真正走上了科学的大道。从此以后，历史观再也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或“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的幻影，而是现实的能动的活的历史过程的真实呈现；再也不是抽象观念、概念史的自我规定和自我演化，而是基于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整个社会生活矛盾运动的生动揭示和把握。在唯物史观诞生以前，一切哲学派别无一例外地在历史观上都是非科学的，都是唯心史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如是，即使是旧唯物主义者，由于用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人的活动过程，仍然拘泥于用某种抽象的观念、原则、概念来解释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也就不能形成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因而在他们那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

　　科学历史观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石的。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问题在于，从唯物史观的视野出发，对实践的本质不能作简单化、表面化和抽象化的理解。

　　第一，实践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的辩证统一，是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过程。实践不仅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表现为对象化，主体客体化，即对环境的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为通过消费实践的成果，再生产出具有新的素质、需要和能力的主体，体现为非对象化，客体主体化，即人对自身的改变。全部社会生活就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永不停息的发展过程。我国哲学界多年来比较重视对环境的改变即对象化方面的研究，而对实践中人的自我改变，即非对象化方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这就使得对实践的理解难免简单和片面。

　　第二，实践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革命性关系、活动和过程。相较于一切观念的东西，实践总是革命的、变化的、发展的。实践之所以是革命的，就在于它是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的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相统一的活的历史过程。所谓改变，也就是否定对象（环境）及人本身的既有状态（“是”），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应该”）。当思想家们苦恼于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的二元对立时，人类实践却每天都在克服并再生产着这种矛盾。换言之，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实践的基本准则。当然，由于实践的矛盾运动，真、善、美的统一也不是刻板的、静止的、无矛盾的，而是活泼的、发展的、充满矛盾的辩证统一。

　　第三，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关系、活动和过程。如果缺乏对实践的具体历史形态的动态考察，抽象地谈论实践，甚至把它看成某种先验的本体性存在，实践所具有的具体的丰富的生动的性质和内容就会荡然无存，实践的观点也就失却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应有地位和意义。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哲学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热烈讨论，不少学者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甚至实践本体论、实践哲学（间或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等人的思想影响）。然而，仔细分析这些著述和主张，由于缺乏对实践的具体的历史变化的考察，把实践观点仅仅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或观念加以强调，即使全篇堆满了“实践”的概念或词句，这种阐述仍然是抽象的，难免成为概念的游戏，因而，讨论未能结出果实，最终不了了之。事实上，抽象地谈论实践，也有可能将“实践唯物主义”引向其反面——“实践唯心主义”。例如，美国学者丹尼尔·布鲁德尼就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实践的唯心主义解读”。

　　我认为，对实践的共时态研究很有必要，但对实践的历时态研究更加重要，更能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唯物史观园地里培植出茂密的大树，结出丰硕的果实，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有意义，也更加迫切。

　　应该看到，在唯物史观视域内，实践—生产—劳动是通约的。对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必然呈现为对生产、劳动的不同历史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考察。例如，关于生产工具，马克思就曾专门分析过自然形成的工具（耕地、水等等）与文明形成的工具（机器、资本等等）之间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表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当然有某种共同标志、共同规定，但这种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被抽象为“生产一般”，决不意味着它是可以离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生产过程而孤立存在的东西。“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

　　具体地考察实践的不同历史形态的变化及其规律性，我们就会看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实践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无论其广度、深度，还是其性质、内容、结构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如何认识网络实践、网络世界的交往，就是当代实践研究的重大课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力因素在人类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知识生产已经成为一种产业门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劳动价值论如何回应这些变化？无疑，对此类时代课题的深入研究，将大大地丰富发展唯物史观。

　　又如，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物”？其一，它不是实体概念，不是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本体”，而是一种关系、活动、过程。其二，具体而言，唯物史观的“物”即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生产方式、交往形式，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变革的终极根源。其三，唯物史观的“物”不是孤立、静止的原子般存在，而是体现为人的活动过程。一切唯心史观（包括旧唯物主义）所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类历史既然是人的活动史，而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那么，说人类社会历史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过程，岂非自相矛盾？这种唯心史观在当代仍然有不少变种。但他们忘记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不能说不以人的活动为转移，而人的活动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其四，唯物史观的“物”是客观的物质生产的矛盾运动，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但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事实和实证科学能够观察的活“物”。

　　今天，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我们仍然要拒绝从观念到观念、从文献到文献、从概念到概念的诱惑（事实表明，此种诱惑在理论学术界还是相当大的），像恩格斯提醒的那样，“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二）唯物史观终结了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神话

　　唯物史观的创立，彻底解构了通过某种超历史、超时代的绝对真理、万能公式、抽象原则或概念来解释乃至框定历史的历史哲学，建构起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

　　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警示并未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在当代，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不断有学者试图将唯物史观解读成“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更有不少学者以“发展马克思”为名，建构所谓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生态哲学”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各种各样的“哲学”的热闹之中，我们既看不到当代社会生活异常剧烈的变化的踪迹，也看不到对时代课题的有力回应，有的只是大量新概念新术语的轮番登场，既于时代进步无所助益，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无所助益。“哲学的贫困”成为我国哲学界挥之不去的梦魇，这当然不是哲学的荣光，更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姿态。如果哲学游离于时代之外，不能反映当代社会生活异常剧烈的变化，不能解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不能成为新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进步的活的灵魂，那么，时代当然有权向哲学质问：为什么需要你？

　　上述种种哲学主张，蕴含着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误解，即将哲学仍停留于某种抽象的观念论框架和范式，并用这种框架、范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就意味着将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拉回到旧哲学的窠臼中去了。我们看到，在当代西方，乃至我国哲学界，对普遍性原则（观念、精神）的执迷甚或崇拜是怎样妨碍了哲学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

　　唯物史观的创立对整个哲学发展的意义，在于终结了旧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有时甚至拒绝使用“哲学”这一术语来称谓自己的理论），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哲学图景。我曾说过，由康德所开启，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才真正完成了近代哲学主题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这是哲学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其实质是将历史观真正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里，我想进一步强调，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完成了历史观的主题转变，但并未终结这种转变，而是为后人发展它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新时代又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而，发展唯物史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担负的历史责任，而这是靠构筑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等等）所完全不能胜任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深入社会生活的底部，从实践提出的问题入手，深刻把握社会生活异常剧烈的变化，摈弃从观念到观念、从概念到概念、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范式，摆脱将某种普遍性原则（观念、精神）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作进一步研究的做法。“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创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写作《资本论》等著作时，不也要研读文献典籍吗？这里又涉及对唯物史观及其研究方法的理解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学院派的理论。马克思不是单纯躲在书斋里的学问家，他首先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实践的理论。第二，唯物史观不是旧哲学，而是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相辅相成的。换言之，马克思的研究范式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唯物史观是哲学，但不是传统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派哲学。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必须同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特殊运动规律的深刻揭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被把握住。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的深刻揭示，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就不可能如此丰富、深刻和科学。

　　当然，即使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就是着眼于新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大势，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唯物史观。

　　（三）唯物史观终结了历史宿命论的神话

　　当波普尔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决定论乃至命定论，并对之大加责难和攻击（参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时，他在方法论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存在双重的错误。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真理必须接受证伪的检验，而所谓历史规律都是不能证伪的，因而也就不能称其为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律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历史事件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用科学的证伪方法来加以检验，历史研究只能称为对历史的解释而非历史的规律。这里，波普尔预设了一个前提，由于历史规律不可能像自然规律那样重复和证伪，因而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种按自然规律的性质和作用方式来看待历史规律，以所谓自然科学真理的普遍性、精确化和证伪标准来要求社会科学真理，从方法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

　　诚然，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自然规律可以在不受人的因素干扰的前提下重复和证伪（或证实），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全是有意识、有目的、有预期的人的活动。但是，不管这种差别会给人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造成怎样的干扰，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终归受内在的客观规律所支配。在社会历史领域，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的、预期的目的，但人们所预期的目的很少如愿以偿，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却并不是预期的，从而历史事件似乎充满了偶然性，这也是一切宿命论（命定论）产生的重要根源。但是，在表面上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却始终受内部隐藏着的必然性和规律支配，而历史必然性和规律又恰恰通过偶然性来展开，困难在于发现这些历史必然性和规律。在唯物史观诞生以前，正是纠缠于历史活动中人的目的、动机的可预期与结果的不可预期，迷惑于无数个偶然性，妨碍了人们对自身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而在唯物史观诞生以后，如果仍然痴迷于历史活动的表象而否认历史规律，那就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了。

　　必须指出，尽管历史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但终究不能等同。正因为历史规律总要通过人的能动的活动才能展现出来，它就内蕴着价值，即将促进人本身的发展作为一种方向和总趋势确立下来。这是历史规律同自然规律的本质区别。

　　因此，研究社会历史领域的事实和现象，“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用科学的“抽象力”。将自然科学方法简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僭越”，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相，极大可能会结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怪胎”。唯物史观欢迎一切实证科学的进步，但其根本方法论原则并不能归结为实证主义，而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换言之，发现历史规律，既需要科学的真理力量，也需要鲜明且合理的价值观。

　　唯物史观终结了一切将人类历史发展归结为某种神秘力量的宿命论，因而将它看作命定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而将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此种误读在它诞生不久就已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颖见解”，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三、唯物史观的新方向

　　我不赞成将唯物史观看作某种社会批判理论，因为它除了批判和解构（当然是深刻和彻底的）之外，还有丰富的建构内容，并且为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发展它的广阔空间。

　　（一）开辟了活的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并非不可捉摸，而是人的客观的活动史。因而，对历史的研究：第一，必须如实地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实际发展过程，并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实践变化中揭示起支配作用的历史规律。第二，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因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关注到动机、观念、精神等因素，然而，只有透过观念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力量——物质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及其矛盾运动，才能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正确地揭示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第三，历史是丰富具体的。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把握，离不开对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特殊规律的把握，离不开对具体社会形态、历史活动过程的深入洞察，否则，就会很容易把一般历史发展规律当成亘古不变的万能药方或公式。第四，唯物史观之别于一切旧哲学，就在于反对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强调对现实的历史的描述，不过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概括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第五，历史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开放和发展的动态过程。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的发达、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的狭隘地域性的联系愈益被打破，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第六，一切唯心史观不是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它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在它们那里，历史总是按照它之外的某种尺度（如道义原则、普遍性标准等）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因此，研究、把握唯物史观，如果仅仅记住几条原理，把这些原理当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是违背其本质精神的。如果我们实际地循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足迹，就会发现，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发有个突出的特点，即更多地不是在纯粹哲学的领域内，而是通过对现实的经济、政治、法律甚至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分析来展开的。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天才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分析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从而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的演进及其结果作出了准确的预见和透彻的洞察，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获得了成功的检验。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丰富发展唯物史观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问题在于，承认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是否意味着人在历史规律面前无所作为呢？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如果以为人们在历史规律面前只能呆立地注视着它，那也不是唯物史观。同样的历史条件，同样的历史规律，不同的历史主体由于对历史规律和大势的不同把握、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差异，因而历史发展状况和结果就会大相径庭。深入研究此类差异，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活动主体的形塑的辩证关系，是在当代丰富发展唯物史观的重要方面。

　　（二）开辟了人民的理论的新方向

　　历史上不乏打着人民旗号、“为民请命”的思想，除开那些假借“人民”名义实则愚弄人民的统治阶级思想之外，即使是“为民请命”的思想，也多半是站在人民之外或之上对人民大众的悲苦境地给予同情和怜悯；人民在精神生产中始终处于边缘人地位，缺乏对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和话语权。唯物史观彻底终结了此种状况，真正揭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根源及求得解放的道路和条件。当人民大众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民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归根到底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扩大，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潮流不可挡，人民意愿不可违，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谓历史潮流，即本身体现为一定历史必然性、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大势，内蕴着确定的价值指向性，一定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人民意愿的大势，从而最终体现为人民群众的自觉的历史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反映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大势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相统一的理论，即真理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的理论，才是真正为民着想、为民发声、为民造福的理论，也才能真正为人民所欢迎、接受和掌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高度，理解把握唯物史观的人民观，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使它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区别开来。其中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反映人民利益、意愿之间的辩证关系，使理论真正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个别利益）、根本意愿（而不是个别意愿），这当然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科学把握。

　　（三）开辟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方向

　　唯物史观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19世纪中叶，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20世纪，唯物史观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由一国走向多国。21世纪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迎来了从挫折走向振兴的重大转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成功与挫折的经验教训，人们会发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深化了。第一，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现实的社会主义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总是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今天，不仅从书本上谈论社会主义的时代结束了，而且用一种模式来界定、评判社会主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将社会主义当作向共产主义的短暂过渡期是不切实际的，特别如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条件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若干个历史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重大突破。第三，社会主义本身并非无矛盾的社会，而是充满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顽强地存在并发挥作用。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仍然有一个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历史任务，仍然有一个正确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在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制定正确的纲领、战略和策略的历史任务。第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更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深刻认识到，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二者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并成功地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第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必须努力探索使其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能够激发全体人民历史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中间制度层次，因而，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改革的方式方法亦应根据具体的国情，由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探索。第六，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那样，诞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而是诞生在原有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除了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之外，还会遇到共同的挑战，即直面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遏制和竞争。如何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更好地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赢得历史主动和比较优势，是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者、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历史课题。

　　如此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过一些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例如，他们积极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城市，开启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终究未获得成熟的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和21世纪唯物史观的最新形态。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从历史观的高度，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丰富发展唯物史观的重要方面，是我国理论界的重大责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