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显学，是一门紧跟时代步伐、“雅俗共赏”的社会科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一直被认为在理论建构和对策应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相比之下，理论的对策应用功效却不尽如人意，不仅无助于解决国际冲突，而且迄今为止也未能产出对实践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学科理论。国际关系学术界甚至有一种大胆的声音：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没有价值，应该放弃理论、关注实务。但笔者认为，上述批评是错置的，低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夸大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对策应用之间的分野，忽略了两者之间的重合地带。

　　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特性

　　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描述和解释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和事件，即理论建构；二是为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包括对事件趋势的研判和预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的基石并不在于对策应用的功能，而在于针对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论建构，即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或事件的描述或解释。作为信息集约化的工具，理论系统化简化了我们对世界政治的认识，显著地提高了认知活动的效率。信息集约化主要是通过概念化和形式化来实现的。所谓概念化是指创造概念，比如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来指称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力来影响他国的能力。形式化则借助标准化的方式，通常是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呈现解释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过程和结果，比如布宜诺·德·梅斯奎塔等人对政治生存逻辑的数学演绎。概念化和形式化往往会脱离日常语言，对于非专业人士以及跟不上文献发展的专业人士而言，确实是“晦涩难懂”。两者在性质上都很抽象，目的是排除现象中非必要的因素，直接反映事物的本质特性，以此“节约”人类的脑力消耗，并产生新理论、新概念和新原理。理论究其本质就是对现实的抽象。黑格尔认为，抽象思维是人类理性的核心，体现了人类思维从情感直观向理性认识的过渡。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国际关系学决不排斥“平铺直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写作。但从经验上讲，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通常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一门学科的开风气之先之作，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引介就足够通俗易懂；二是理论著作的普及本问世，例如《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出版于2003年，2011年其普及本就面世了。值得一提的是，通俗易懂决非高度专业化的学术论文的常态。对于理论评价而言，核心指标是理论的贡献和边际贡献。对于一篇国际关系学论文而言，贡献——创造出知识增量——是合格的必要条件，而边际贡献的大小则符合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边际贡献越大的论文，所占比例越小。尽管如此，只要基本训练到位，学者要对理论产生贡献并不难。例如，要建构一个新的解释性国际政治理论，有多条路径可以选择：改变解释变量或结果变量，扩大或缩小解释变量或结果变量的外延，添加干预变量或调节变量，勾勒出解释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新的因果机制等。而要评价理论的边际贡献，则需要比对结果变量的重要性和解释变量的外延等，借此评估一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以最少解释最多”这条定律。理论贡献以外，学者还可以作出方法论贡献和数据贡献，它们对于知识的增长同样重要，但均属于第二序列的贡献。

　　正确评估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意义

　　国际关系学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直接应用主要包括两种形态：一是提供信息，二是提出对策建议。国际政治信息的特点是及时性和机密性，这不是学院派学者的优势。因此，以提供一手信息不力为由来贬低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效果是不恰当的张冠李戴。相应地，当我们论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应用功能时，通常所指的都是学者们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借助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对策。长期以来，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主要指责就是理论无助于解决对策难题。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理论功能定位大异其趣，对策应用只是少数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

　　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决策之间并不是等距的。例如，普遍性理论强调逻辑周延和内在一致，不附加特定的议题、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能够解释一系列广泛的经验现象。议题导向理论则起源于对普遍性理论或经验上的困惑，旨在解释特定案例存在或反复重现的模式，比如霸权衰落的成因。案例导向性理论旨在描述或解释某个政策相关事件或现象，比如交战双方实现停火的条件是什么。显然，从普遍性理论到议题主导理论再到案例导向理论，理论的抽象程度越来越低，内容越来越丰富，与现实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与上述类型学相对应，国际问题学者也分为学院派/理论学者和对策/应用学者。前者在高校尤其是顶尖高校从事理论传播和生产工作，后者则主要在官方和民间智库从事对策型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能够在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之间转换自如，但这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不具备普遍性，对于普通的学者无疑是过高的要求。

　　相应地，如果我们期待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外交实践，就不应该指责从事普遍性理论和议题导向性理论生产的学院派学者力有不逮。因为如果要评价国际政治理论的对策应用水平，我们就应该更多聚焦于案例导向性的理论研究；而评价国际政治理论对知识增长的贡献，则要转向对普遍性理论和议题导向性理论的关注。

　　增强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效果

　　以上的分析表明，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应用价值，其中一个关键是加强案例导向性理论建构。为此，首先要做好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和公共政策项目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根据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普遍性理论和议题导向性理论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来承担，案例导向性理论的研究主体则是研究机构、智库和公共政策项目。如前所述，议题导向性理论，尤其是普遍性理论看似与决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是案例导向性理论的思想来源。此外，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对现实的过度关注难免“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以至于长期以来对理论和理论思维的法律——形式逻辑重视不足。而没有了逻辑，国际政治知识的增长就会停滞，理论和对策之间的脐带会被彻底斩断。非实用性理论恰好有助于矫正过度经世致用所产生的文化偏差。

　　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是提升国际关系理论对策效果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功能是咨政建言，即利用公开的信息展开针对性的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是跨学科或多学科，在研究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具体问题时，研究者只有对其进行系统的、细致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或政策建议才更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换言之，区域国别研究往往是具体的、细致的案例研究，天然地符合我们对案例导向性理论的期待。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指望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解决哪一具体的国际冲突或解除哪一次具体的经济制裁。国际政治理论家的职责是提供理论产品供决策者及其政策顾问来选择。与此同时，所有的理论都设定了显性或隐性的前提，具体的国际事务情景只要不符合其中的哪怕一个次要的前提，理论都会失准。而且，理论都有其时代性。依附理论在其诞生之初曾大放异彩，因为它对发展中国家持续的经济落后作出了在当时看起来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依附理论的解释力受到限制，但仍不能因此抹杀其在知识增长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时至今日，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既不是理论过度或迷信理论，也不是理论的政策相关性太弱，而是理论不足。因为能够从事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从业者还很稀缺，业内理论和对策的合理分工还远未到位。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可持续发展而言，以偏概全和大而全同样有害。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