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兴衰与变动中的全球治理秩序》，任琳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安全及全球治理的兴盛，向世人昭示了一个全球治理日显重要的国际社会面貌。然而，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明显下降，美国信奉自私特性的战略竞争以及不断向国家主义利益观的回归，昭示了霸权实力衰退背景下美国与国际制度、国际秩序的内在紧张关系。因此，重新探究霸权与国际制度之间的联系，是捕捉新时期世界怎么了、发生了哪些变化的重要途径。鉴于此，《霸权兴衰与变动中的全球治理秩序》一书基于对霸权权力生成逻辑的再思考，给出了一个制度现实主义理论路径的解释，并提出了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兴大国应有的应对之策。

　　制度路径：理论中庸的回归

　　讨论制度的来源及其战略功能，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并非新议题。自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敏锐抓住霸权相对衰落之后仍会依赖其所建立的国际制度来维系后霸权时代的国际秩序，制度主义分析便成为主流的国际合作与霸权权力分析范式。总体而言，制度分析者对于霸权与制度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其一，本体制度主义。制度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功能性需要，比如在安全与经济治理领域，制度可以维系特定的合作需求、减少交易成本，一些重要的国际合作需要通过制度中介发挥作用。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制度的本体作用得到更多的关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到特定功能议题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国际制度的兴起数量与速度预示着相互依赖时代的到来。凡此种种，皆表明制度主义者的主流预设在于制度的自我理性功能、利益和价值，对于主权国家有着特定的约束作用。在具体研究中，基于国际组织等制度形式的合作，以及在特定制度体系中的成员国权力，包括话语权、规则权力等议题也变得日益重要。上述视角强调制度对于权力的塑造作用，但仍是基于传统的制度本体功能预设。

　　其二，工具制度主义。制度从诞生到自我发展，能够逐渐产生特定的自我能力和自主性，但在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中，则更为强调权力与物质的本体作用。基于此，制度的创设及其功能，都受制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基础，尤其是霸权的权力与战略需求。在此意义上，美国作为霸权国，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则体现了工具制度主义的价值观。具体来说，美国退出自己创设的国际制度，其理由也是认为这些制度并不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霸权利益。进而，制度可以成为霸权对外战略竞争、打压对手的工具和手段，制度更多是权力和博弈的平台。

　　其三，中间制度主义。在制度本体和制度工具两种相反的制度主义路径中间，是否还存在一种“中庸之道”，制度与霸权的关系是否那么泾渭分明？对此，走中间道路的流派试图避免非此即彼的判断。基于此，霸权的权力有着多重逻辑。传统上的资源性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对于理解后冷战时期的霸权国仍有价值，但在大国无战争且进入战略竞争的时代，制度性权力更为重要。中间制度主义者试图规避霸权国的战略动机到底是物质性还是制度性的问题，更多从权力生产方式、霸权护持方式及对世界秩序的冲击等方面辨析霸权国对于制度性权力的依赖以及可能带来的对外战略和全球治理影响。就此而论，中间制度主义的理论建构路径，似乎体现了“分析折中主义”的价值，即超越范式之争，只从现象问题及其解释出发。该书正是属于制度分析的第三种路径，体现了方法论分析折中的理论运用价值。然而，该书仍不能避免折中方法的内在矛盾，进而，尽管本书试图在方法论上运用分析折中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范式之争，但实质上仍偏向于制度主义的范式。

　　霸权护持：制度形式的变化

　　霸权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经典和根本性问题之一。霸权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自身实力变化所带来的对外战略调整，以及全球治理与秩序影响，是理解当今全球治理变化的重要维度。传统上，联盟是霸权国进行战略竞争或战争的重要工具。在大战之后的全球发展时代，霸权国调整了联盟的制度形式，引发了霸权护持的新方式新现象。这些现象就是该书所敏锐观察到的联盟异化、扩容以及联盟网络武器化等。对此，该书对于霸权护持的制度形式变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总结。

　　其一，联盟制度的拓展。从战略与安全关系来看，冷战结束后联盟制度更多向伙伴关系等松散的联盟制度形式转变。但基于霸权护持、联盟功能扩散的视角，霸权国在后冷战时期的联盟制度出现了重要的新变化，这就是联盟异化和扩容等现象。联盟异化表现为传统的联盟承诺出现差异化的现象，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议题的联盟承诺及其可靠性发生了变化。同时，联盟的扩容表现为功能性的议题联盟。这种现象彰显了冷战后大国安全竞争激烈程度的下降，以及在地缘政治、科技、经济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竞争性的加强，由此导致霸权国在战略经济、地缘政治经济和新兴领域的联盟不断增多。

　　其二，泛政治化的趋势。传统的相互依赖时代已经进入新的时期和阶段，主要特征是霸权国可以利用相互依赖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并倾向于诉诸社会网络的武器化、经贸相互依赖的武器化等进行战略竞争。为此，霸权国成为将经济议题、人文议题进行政治化和安全化的先锋。经济安全议题受制于政治关系，凸显了霸权国在面对权力结构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时的战略反应，已超出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更多是纳入了现实主义的战略逻辑。

　　该书从上述两方面提炼了霸权护持的制度形式变化及其内在的安全化和政治化趋势，就此而论，这明显体现了制度的工具性与战略性的一面。换言之，该书在本体上又接近上述第二类制度主义，而非中庸与折中式的中间道路。

　　秩序图景：全球治理的出路

　　由此观之，全球治理秩序遭受的重大冲击，其根源在于霸权国的实力衰退，以及在此焦虑、损失心理之下霸权国将制度作为权力的重要维度进行权力再生产。现实中则可以看到，霸权国不断更新战略手段，传统的安全与经济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此背景下，该书描绘了未来全球治理的出路在于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秩序和理念竞争。

　　其一，秩序竞争。二战后，美国作为霸权国主导了西方国际体系的发展与变迁。然而，霸权国却对自身历史上创设的制度越来越不满，因而采取重新联盟化和集团化的方式，试图重塑体现自身霸权意志的秩序。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断推动已有国际秩序朝体现全球平等、利益均沾等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展。

　　其二，理念竞争。秩序之争，其背后的核心是理念的竞争。西方传统的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治理理念，在新的发展模式、非西方政治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下，并不能有效地占据国际社会中的价值主导地位。就此而论，当今全球治理的困境，核心体现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皆源于霸权国自身不能适应实力衰退后的世界秩序变化和要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的突发性全球风险又会成为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平台。针对这些新的竞争对象，该书并没有给予较多的系统案例分析，因此有待未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此方面的研究。

　　对于如何理解后冷战时期霸权国在实力衰退后的战略行为，以及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及其走向，该书基于制度性权力及其维护的逻辑，辨析了霸权国的战略行为及其根源。在此意义上，该书增进了学术界对霸权行为逻辑、国际社会权力再生产以及制度与霸权复杂关系的理解。从学术逻辑来看，该书有助于增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战略研究的结合。从政策价值来看，该书有助于辨析霸权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动因、影响以及思考有效应对之策。当然，瑕不掩瑜，该书在试图选择制度主义中庸路径的时候，无论从理论本体归属还是方法论选择上，都难以避免折中主义者内在的困境，即权力与制度关系并不能通过范式超越的方式解决。反而，在具体的联盟制度分析等案例中，折中主义的道路经常会回归到制度工具论的逻辑上。或许，这也是包括该书在内的制度折中主义者难以彻底解决的本体难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