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既要对中国社会学以往的学理积累进行回溯梳理，也要对社会学的新探索、新进展保持开放态度。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有明确“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提法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在学术期刊上。但这一议题并不是全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学理积累。与此高度相关的议题，如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中国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等，这些议题相互交织、紧密关联，相关学理探讨已形成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学者对相关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视角更加开阔，体现了新时代社会学者对学术主体性、民族性的深刻思考和认同，也反映了社会学学术话语从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度对政治话语的主动回应。本文以《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13年以来转载的相关议题论文为基础，对其研究成果择其要点作挂一漏万的概述。

　　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

　　知识体系的学理积累

　　先说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议题。这一议题自民国时期起就伴随社会学发展而不断掀起讨论热潮。《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围绕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议题，自2013年以来转载了40余篇文章，其分析维度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本质内涵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学者基于各自研究框架对“本土化”进行的类型或维度划分。例如，谢立中提出的四类型说：“对象转换型”“补充修正创新型”“理论替代型”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谢宇的三角度说：“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等等。近年来，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探讨已深入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层面，显示出社会学者较之以往更加深入的自觉意识和更加坚定的主体性。其二，对社会学中国化脉络的详尽梳理和查漏补缺，如周晓虹分三个时期讨论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历程，指出学者的核心争议直接关涉知识的跨境效度问题，以及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是这场学术运动的最后归宿。在对社会学史的考察中，一些学者特别关注那些缺少中国化提法，但在具体实践中为社会学注入了中国理解和阐释的学者的学术成果及其意义。例如，何祎金梳理了从反抗封建政治的社会调查到重塑现代中国，再从通过社会调查寻求民族出路、建设现代国家到中国社会学者生产自己的“中国主义”这一广义的中国化进程；岳永逸探讨了燕京大学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德型、社区与文化，以及容易被人忽视的厚重的民俗学基底；等等。其三，回顾和理解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发展历程，将其与中国社会学进行比较，使中国社会学可以进一步探讨他山之石有何优劣，以利攻玉。如郑作彧探讨德国经验的去美国化效应；吴晓黎探讨印度社会学本土化实践中的理论化探索；王苍龙探讨英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反量化”取向和“通识学科”定位；等等。其四，围绕某一学术概念、研究方法或重大现实议题，对其本土化路径进行探讨。例如，周飞舟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提出可以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李淼倡导建构源于本土情境与思维的质性研究方法；郑杭生、邵占鹏探讨如何让治理理论突破其历史语境与理论根基的西方特殊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治理实践，并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等等。

　　近些年来，学者对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等议题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扩展和深入。例如，李荣山扩展了“文化自觉”的分析维度，认为其内在包含着文明比较维度，中国文明能够为世界贡献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普遍主义；冯仕政对“实践自觉”进行了发展，认为未来学科建设需要以服务实践为方向、以扎根实践为方法，积极回应时代呼声，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李友梅提出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统筹融通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李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性，以政治自觉引领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本土化”“中国特色”等这样明确的提法，但也从传统文化资源或当代实践出发，挖掘深层文化结构，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底层逻辑和文化根基。如成伯清对心性、人伦与秩序的论述；景天魁对群学相态的研究；肖瑛提出以家为方法构建中国社会理论；等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基于对中国当前有代表性的具体经验阐释，在趋于中观层面上，凝练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观点。例如，付伟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向静林、艾云提出“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下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新治理模式；李阿琳探索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特征及其中蕴含的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等等。这些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经验探索与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追求相结合的自觉意识。

　　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

　　知识体系的研究进展

　　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有关“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议题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两年来，相关论文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历程和阶段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总结了已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并从宏观总体性视角论述了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分析范式、学科建设基本框架、发展路径、学科观念等。特别是进入2024年，相关论文关注的议题从宏观层面逐渐趋向中观层面，或聚焦某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议题为中心，基于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建模，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叙述进行比较，如中国式养老、新型城镇化的新议题、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理念与实践等；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某一方面入手，深入挖掘和阐释，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中国文化中的实践智慧充实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借鉴，如对仁、义、礼的道德框架的分析。可以看出，学者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这一议题的探讨延续和发展了以往相关议题的分析路径。而较之以往，相关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以凝练新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作为共识性抓手，多家期刊都以“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栏目名，所推出的标识性概念有“推”“文质论”“生产型治理”“新发展社会学”“社会学融通主义”等。另一个突出亮点是以坚持文化主体性为前提深化世界视野，对西方世界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话语、经验叙述进行比较、批判和吸收，并进一步提出“以中释外”，探索中国思想的普遍性，在具体经验研究中通过对话与欧美论述形成互补，从而建构以理服人的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未来可期：大理论和小切口

　　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这也正是未来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关注的方向。首先，就学科整体而言，现有的学理发展形态主要呈现为发散式、多元化特征，这难免会限制社会学整体的理论解释力。这其实是中西社会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建构总体性、融通性、原创性、时代化、具有中国特色和学科特色的“大理论”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内涵和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经验也具有一定的解释潜力，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时代使命对社会学者提出的更高要求。这绝非易事，但并非没有抓手，前文提到的学理积累和最新进展，如新的标识性概念、新的研究范畴和理论观点，可以以此为基础，通过学科共同体内外不断地交流借鉴、批评争论，实现融通发展，先建构起“大理论”的骨架，进而不断充实血肉，实现体系化。

　　其次，现有相关议题的研究大多是资深社会学家在宏观层面的论述，而由青年学者以经验探索为基础所做的偏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应是每位社会学者植根于心的信念，或者说是一种体现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对一些青年学者来说，这种价值取向尚未完全内化于心，即便其经验探索就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但其经验叙事方式和理论分析范式仍具有明显西化的特征，缺少与中国社会底蕴的适配性。青年学者需要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体认中国社会的发展脉动，在其间根植和强化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国内和国外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捕捉新材料和新证据，从其擅长的研究方向入手，“小切口”着眼，以小见大，在学理层面探索地方化的小情境与大社会之间的关联，更好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变迁某一方面的特征和趋势，同样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