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中南关系将更加紧密稳固

——访南非哲理中非国际交流智库董事长谭哲理

2024-08-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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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雨微


  自1998年建交以来,中国和南非之间的互信与共识不断深化,在经济、贸易、投资、能源、农业、教育、医疗、体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积极开展务实合作,协同作用日益增强,联动效应逐步凸显。中国和南非的传统价值观相互呼应,双方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中南两国关系已经步入“黄金时代”,中非友好的理念更是深入民心。

  中南关系如何成为中非关系、南南合作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民间交流如何深化中南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尊重和理解?南非如何参考中国的发展模式、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以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改革?围绕上述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南非中国问题专家、哲理中非国际交流智库(SELE Encounters)董事长谭哲理(Paul Zilungisele Tembe)。


■谭哲理(Paul Zilungisele Tembe)  受访者/供图

  中南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南关系蓬勃发展为中国和南非实现其发展目标、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

  谭哲理:蓬勃发展的中南关系为中国与非洲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合作的互利共赢关系、为中国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提供了范例。南非作为非洲大陆的门户,汇聚了众多多边机构和跨国公司,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大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南非的民主转型始于1994年,两国在199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双边合作的新起点。2004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随后又在2010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南关系的持续提升,展现出双方在全球发展新时期实现互利共赢的坚定决心和积极进展。

  中南两国的交流合作最初主要聚焦于援助、贸易和发展层面。南非自然资源丰富,对中国工业发展给予了重要支持,更以稳定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世界级银行网络,成为中国进入非洲市场的重要通道。同时,南非也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在1994年民主转型后探索出一条促进社会平等包容的新型发展道路。因此,南非将中国视为一个可以超越西方发展观念、共同探索本土现代化模式的伙伴。中国和南非的历史交汇点,正在推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迈向新秩序。

  在中国和非洲政府及双方外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成立,旨在协调、监督和评估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各项活动,并在其他多边平台上传递成员国的声音。南非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来,这使南非能够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境中更坚定地表达立场。如果南非选择“独自前行”,在面对霸权国家施压时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坚定、自信。2015年,中南关系迎来了新突破。这得益于双方在区域合作平台的相互支持以及对多边主义的维护和实践,为全球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动能。2015年12月1日,在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星报》发表了题为《让友谊、合作的彩虹更加绚丽夺目》的署名文章。

  中国和南非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等)、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的共同成员身份,体现了双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些成员身份提升了南非的国际地位,使其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中国在多边合作中赢得了更多支持。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南关系是推动形成全球新秩序的催化剂。这一新秩序的出现部分得益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经济发展持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稳步提升的贸易关系是中南合作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南非已连续14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中南双边贸易额达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中非贸易总额的20%。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指出,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12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非贸易额占非洲整体外贸总额比重连年上升,2020年超过21%。中非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对非出口技术含量显著提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对非出口额占比超过50%。

  文明互鉴推进文化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习近平与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南关系》(Xi Jinping and Thriving China—South Af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一书中提出,中国十分重视建立将社会发展置于重要位置、对全人类具有整体积极影响的国际关系。这一倾向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提供了哪些优势?


■《习近平与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南关系》  受访者/供图

  谭哲理:一方面,中国自诞生之初就将自己视作“文明型国家”,这一术语和概念比“民族国家”更为久远。中国人十分熟悉他们祖国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所以倍加珍视今天的和平与美好,从未试图将政治体系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是在西方现代化框架和前提下为适应社会组织发展形成的一种形态。此外,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源自西方的国家观念逐渐被强加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在与非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中,始终恪守并将持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经常将其价值观作为对外贸易、援助和庇护的前提条件,强加给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那些因西方政策而深陷危机的领域。例如,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试图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来调节“经济结构调整”给这些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常持零和思维,偏好竞争而非合作,倾向于单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加剧,阻碍全球问题的探讨和解决,限制创新和知识共享。

  《中国社会科学报》:探讨研究中国和非洲的语言、文化与哲学理念,对中南关系的塑造起到哪些作用?如何让中南关系成为落实“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的典范?

  谭哲理:我在2020年出版的《中非合作中的文化、身份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强调了中国与非洲在文化领域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性,解析了在中非关系里影响双方身份塑造的因素,探究了中非各自的治理体系基础和规划蓝图的建构。着力发展对中华文明和非洲文明的研究并加强交流,有助于促进中南乃至中非合作关系的长期持久发展。

  跨文化研究起初以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准,谋求让“文明世界”与“土著群体”更为有效沟通的方法,以服务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20世纪60年代末,民族志研究开始逐渐抛弃西方中心主义,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探讨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尽管有学者尝试在本土语境中研究非西方文化,但在曾经的学术界看来,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似乎始终围绕着一场终点为“启蒙”的竞赛展开,而这种“启蒙”处处体现在西方文明及其建构的过程中。

  中国深知,一个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沟通策略必须要基于中国和非洲的实际情况。中国积极采取战略性的跨文化交流方式,平等地看待中国视角和非洲视角,与非洲各国一同构想中非共同发展的成功故事。这些要素在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制定更加全面、协调的中国对非外交政策、合作原则和发展愿景即《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奠定了基础。

  中国选择“真实亲诚”这四个在中国和非洲的多样文化中有极强适应性的哲学理念来精准概括中国对非政策理念。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实亲诚”在中非民间表达政治立场的话语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在中国,体现于“仁民爱物、天下大同”的儒家思想中;在非洲,体现于诸如南非人表达“仁爱、共享”的“乌班图”(ubuntu)等本土思想中。如果将上述词汇直接翻译成英文,会引发误导,词义甚至可能会完全错误,并且脱离了原初语境。深入理解中国对非政策理念英语表达在非洲语境下的含义,需要了解汉语的历史演变特别是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专家学者应从语言结构层面对比和理解中非文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社会学层面,中国和非洲文化都倾向于把各自的社会归类为集体主义社会。根据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乌班图群体和亚洲群体都属于集体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的传播和实践往往优先考虑群体的态度或偏好,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实践,都以造福整个社区或社会为目标。

  现如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统沟通方式已不能满足中国、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间日益提高的合作水平和需求。“真实亲诚”这四个字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应用广泛,是促进中非良性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的精髓,作为构建平等伙伴关系的跨文化外交政策的基础恰如其分。

  创建服务中南合作的

  沟通方式和交流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与南非之间的思想交流、人员往来和商品交易,体现出哪些时代意义?人民外交机制如何为中南交流持续注入活力?

  谭哲理: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许多西方国家预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将“逐渐向西方靠拢,采纳一系列代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西方世界建构并传播了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叙事体系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球影响,这套西方叙事体系一度发展成为主导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平台。

  无须赘述,西方对中国的分析及叙事方式明显带有偏见,这些叙事曾经成为了西方控制和塑造非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了解中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工具。然而,南非和中国很快就意识到,依赖第三方叙事来理解对方是短视的,有时甚至充满误解。于是,中国、南非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开始寻求直接沟通的途径,向世界呈现出更真实的一面。从民间友好关系和民间交流机制中诞生了许多重要平台,让中南人民能够更加直接地感受彼此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体验现代化发展成果,促进中南经济合作和双边关系发展,坚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中南民间交流机制尚处于萌芽阶段。随着中南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增多,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不断深化,推动两国人民巩固友谊、加强合作的新契机一定会出现。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南民众能够更直观地体会对方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语言、表达文化和遵循习俗,尤其是在物质与知识的生产、分配(传播)、流通(交易)、消费(应用)过程中。这有助于双方拓展贸易空间、转移知识和技术,对中南关系的长期发展十分有益,特别是在发现周期性规律方面。知识转移是中南合作友谊长存的基础之一,是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实践,体现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老智慧。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提出了“六大全球倡议”,与世界分享其发展经验和成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为

  南非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向世界证明了政党在推动现代化建设、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文明和生态平衡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在您看来,中国有哪些发展经验值得南非借鉴?

  谭哲理:南非同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一样,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借鉴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科技加速崛起的经验。中国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上,深植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当中。许多专家学者把这种发展逻辑看作立足本土情况的针对性解决方案。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挖掘弘扬了独到的文化优势和优秀传统价值观,将它们置于国家发展和治理理念的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治理能力,逐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这些耀眼的发展成就使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寻求本土发展模式的国家的学习榜样。

  南非当前的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南非在发展上的挑战主要归因于这个年轻国家背负的历史重担,包括种族隔离政策和人民争取平等权利与自由的斗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近30年的发展历程,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成功探索并确立了一套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一种以中国特色为依托、深受中国文化理念影响的行政治理体系。

  南非应向中国借鉴学习,深入研究、妥善把握那些影响国家治理模式、知识传播和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并将本土价值观念融入各项发展策略当中。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南非才能有效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民主化以来一直追求的发展愿景,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南友谊日益加深,南非在诸如可持续发展、人权保障、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重要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不仅体现了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更彰显了其在非洲南部地区的重要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南关系的未来发展?

  谭哲理:我认为,从南非角度看,进一步深化中南关系主要面临五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公众意识不强。近20年来,南非未能完全建立起向公众传达政府信息和真实意图的有效制度,造成民众无法充分参与到相关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第二是法律法规制定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这将阻碍南非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三是决策者更偏好短期计划,忽视长期规划。目前,南非尚未充分研判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如何分别影响国家发展。第四是在决策过程中比较强调个人主义,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重视不足。应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南非突破发展难题,特别是腐败问题。第五是一边“读旧书”一边“啃新书”。“读旧书”是指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倾向于坚持传统的治理模式,尽管它们已经不再符合国家的发展需求;“啃新书”是指这些国家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开展贸易和经济发展合作。只有“阅读与汲取新书中的理念和经验”,南非才有机会充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开辟一条不受附加条件和前提限制的新发展道路,创造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上述五个瓶颈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可能会削弱中南关系繁荣发展的势头,对南非的外交事务、国际关系和国家软实力提升造成负面影响。

  中南双方应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共同维护和加强已经取得的双边关系成果。展望未来,中国与南非的发展空间巨大,合作前景光明,双边关系有望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南非将继续在贸易、治理、技术创新、知识共享等关键领域增进合作,构建更为高效的合作发展机制。两国专家应采取多样化的视角,全面审视中南关系的现状,探究影响中南关系未来发展的各类因素。在秉承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的基础上,两国专家除了对历史事件展开分析,还更应着眼于前瞻性研究,从当前两国关系的薄弱环节中汲取经验,为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助力新时代中南关系实现质的飞跃,各领域合作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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