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发展形成的精神指引，今天，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历史特征、发展规律，进而深入挖掘当代价值，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在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的第一阶段（文明起源至秦汉），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包容性根基得以形成。早在文明起源时代，中华大地上如满天星斗一般分布的人类遗迹，已经展现出彼此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可以说，原始时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以及与之伴随发展的文化艺术等的广泛传播和相互吸纳、融合，已经显现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曙光。

　　伴随着以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文化互动交流的圈层和网络的深耕密植，中华文明发展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步形成，经过夏商周时代的政治整合与族群凝聚，中原各政治力量的华夏意识不断增强。春秋时期，竞争霸主地位的诸政权纷纷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战国七雄相互兼并，并不断推进打破封建壁垒的郡县制，终于伴随秦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建立，实现了地方均质化行政管理，辅以统一度量衡和文字，进一步为均质化、一体性提供了要素保障。汉代则延续和扩大了华夏文明的核心范围，并强化了对周边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经过以上历史进程，华夏“大一统”政治观念形成并牢固树立。

　　华夏凝聚核心的形成也促成了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中原的周边地区扩展郡县统治，将更多华夏周边人群凝聚、融合到华夏之中；二是在华夏政治文明和先进生产力影响之下，周边地区更多族群进入文明发展阶段，并依托宗藩关系形成广泛的政治关系网络；三是华夏周边人群向长城边塞迁徙，有些甚至进入郡县统治之下，例如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四是西域地区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枢纽，大量动植物、工艺品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传入中原内地。特别是佛教，首先进入西域地区，再发展、传播到中原内地。

　　在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的第二阶段（三国至隋唐），从胡汉共融到四海一家的开放与包容格局得以形成。汉末以来，中原统治失序，分布于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趁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开展频繁活跃的交往交流交融。一方面，胡族政权为了建立统治，纷纷接受华夏政治文明，并推崇汉文化；另一方面，五胡政权此兴彼亡，失败的一方不仅政权瓦解，认同也随之改变，一部分融入汉人，一部分则嬗变为其他族群，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局面。

　　南北朝胡汉融合的历史经验为隋唐时代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创造了思想和社会条件。隋朝短祚，却恢复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王朝统治秩序，重新确立了华夏的凝聚核心地位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统绪。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划扩展，推动边疆统治制度创新——羁縻府州制度，强化政治认同、经济互动、文化交流、人群交融，推动形成新的共同体认同。在族群关系上，一方面华夏中心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发展为“爱之如一”的包容性族群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周边在“天可汗”的政治架构下的向心发展。

　　以政治制度创新和广泛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基础，盛唐时代呈现出“夷夏混居”的族群格局、胡风汉韵交融的文化面貌和总体上“四海同风”的社会状态。同时，唐朝繁荣、和谐、开放的气象对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大量外国文化传入，唐朝成为开放的世界文化中心。

　　在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的第三阶段（五代至宋金），复数“中国”形成相互认同，文化“大一统”的凝聚力得以增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政治大一统局面难以维系，中原地区经历五代的分立动荡，而原本处于华夏边缘的契丹、党项等借助唐朝政治文明的影响，纷纷立国，中国历史发展进入宋辽夏金并峙时期。一方面，以宋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仍居于文化、经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各政治体势力大体均衡，大一统局面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力量纷纷调适，推动中华文明包容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正统与“中国”之争中，形成彼此一家的相互认同。

　　继承文化“中国”的北宋，士大夫积极推动“正统论”的探讨，正视北魏的正统地位，并由此认识宋与辽、金、夏关系。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提升“中国”文化内涵来获得优势，从而将中华文化推向巅峰。辽（契丹）、金、夏虽然由非汉族群主导建立，但是在政治上接受大一统观念，在文化上积极追随华夏文明、儒家文化，推动儒释道之合。基于政治、文化的一体观念，辽金均自称中国，同时与两宋互相认同。

　　与此同时，各边地政权也强化了中国认同。统治西域的西辽政权延续了辽朝的典章制度，推动中华文明在西域持续发挥深远影响。其他中华一体范围内的边地政权，如高昌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认同，分别与辽宋金等形成朝贡册封关系，并积极融入中华文化之中。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政治上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局面不再延续，出现华夏政权不再是唯一，甚至不是政治中心的新局面。但是，自南北朝以来逐步形成的“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的新发展趋势反映到政治领域，不以种族而以文化为标准的新“大一统”观念已然加速酝酿。

　　在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第四个阶段（元明清），国家、民族的边界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和巩固。元朝混一南北，重建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统一，以行省制、驿路体系等强化了边疆地区的一体化管理，从而为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更为稳定、便利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人群的大迁徙与大交融。元朝形成“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个体性族群融合现象趋于平常。明朝虽然在直辖区域方面不如元朝，但是仍延续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同时，儒学新的发展也重新推高了政治、军事中心以外的文化凝聚力。经历元代的多元族群交融、文化广泛交流的历史过程，明代进一步发展了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儒学转入阳明心学以后，打通了与释道合流的路径。伴随着元代西域人汉化历程，明代伊斯兰教文化进一步融入中华文化。明代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新发展也表现在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上。随着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西学传入，一方面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面对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引发了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清朝完成统一中国的政治构建，《中俄尼布楚条约》把全体清朝国民称作“中国人”。晚清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

　　总的来说，元明清时期，伴随着“大一统”中国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不断发展与巩固，以及西风东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呈现出内外两个面向：对内，政治大一统与中华文明主体性紧密结合；对外，则出现明显的内外有别，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也显现出中西之争，维护中华文明主体性成为普遍共识。由此也为近代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中华民族觉醒提供了精神支撑。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表现为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特点，但是不违背长期规律性，对规律性的发展方向又有所推动，甚至决定了新一阶段的发展面貌。反向而言，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演变同样具有长期规律性与发展阶段性相结合的特征，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又具有明显的顺承递进关系，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历史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