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向纵深推进。从技术层面看，教育数字化是数据驱动的算法应用，建立在优化的算法和强大的计算速度基础之上，“一切皆算法”成为教育数字化的底层逻辑。在可预见的未来，算法在教育领域成为制定规则与引领思想的重要权力，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及其可能达致的成就。算法在教育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包括推动个性化学习、优化教育空间、解放教师等。但算法的滥用或误用也有可能导致教育的同质化、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教师教学技能的退化等问题。基于此，审慎且辩证地审视算法教育应用的利弊，采取措施规制算法权力，寻求突破算法局限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显得颇为重要而迫切。

　　首先，基于“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驾驭”算法，构建良好教育算法生态。算法是由设计者编写的，每一个算法架构都代表着判断，都意味着取舍，都承载着价值。如果不给算法植入正确的价值观，它就会被错误的价值观所俘获。在数字教育高歌猛进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和教育机构过度追逐算法驱动的精准教育，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变成效率为先、算法设计的普通代码而背离人的全面发展，这与教育育人的本质是相悖的。通过优化算法设计，将正确的价值观纳入数字教育的决策设计，是防范风险、形成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南。

　　从算法设计的视角来看，需要把握一个适切性的标准——人是技术的尺度。要明确算法的应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教育、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加强算法技术教育应用的设计关口，明确以算法服务师生的教与学为基本原则，充分重视人的教育体验，尊重人的身心发展规律，让算法的底色中嵌入更多柔性化色泽；定期对算法工程师进行专门的伦理与道德培训，让他们了解算法技术发展与伦理、法律的关系，树立“科技向善”的价值理念，明确自己承担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认识到正确的算法不仅要有“精度”，更要有“温度”。

　　在数字化教学中，同样要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面对算法技术的强势影响，教育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到，无论技术怎样进步，都应该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为了彰显师生在数字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教师要有正确的角色定位，明确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自身的主导地位，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数字教育资源，基于学生的兴趣和认知差异来设计、引导与组织教学，为学生学习赋能，并及时运用教育智慧应对教育中的突发问题；师生要有高度的自觉意识，正确看待并应用算法技术，发展自身的个性、技能、素养，提升对算法技术的驾驭能力，避免掉入数字教育的“效率陷阱”。

　　其次，明确算法的教育限度，维护“教育边界”。算法本质上是数学模型，是互联网技术的典型代表。从技术属性层面上讲，算法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它的好坏取决于如何运用、是否已厘清运用边界。在数字教育实践中，许多教育问题是由于算法运用边界的僭越与失守造成的。

　　如若在教育中“善用”算法，教育者必须为它设立清晰、准确、合理的运用边界和使用范围，而不是毫无戒备地接受算法规则及其条款。为此，教育界需要明晰以下问题：教育能从算法中获得什么，又因此失去了什么？哪些工作需要使用算法，哪些工作不需要使用算法也能做得很好，还有哪些工作不能使用算法？算法能否完全取代教师，未来教师的角色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则指向教育和算法相处的规则，从更深层次则指向对教育本质的追问。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存在的本质差别，决定了算法在教育中应用的限度与定位——在现在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算法只能是教师的智能助手，不能取代教师的教育价值和功能，尤其替代不了教师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算法有其应用的边界和条件，可以把批改试卷、整理数据、答疑解惑等机械、重复、标准化的工作让渡给智能机器。但由于教育的系统性和学习过程的复杂性，算法技术又不是无所不能的，即使再先进的算法也不可能有人类独有的想象、共情能力，在人际交流、情感教育、灵活应变等方面无法完全取代教师的作用。质言之，教育是人的教育，人只能由人来培养，不可能由机器来培养。

　　最后，打破算法“黑箱”控制，斩断教育被隐形控制的源头。“黑箱”原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指的是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情况的系统。算法“黑箱”用来比喻算法过程的不透明性和操作的复杂性。在算法“黑箱”下，由于难以洞悉算法背后的理论假设、算法路径和实现逻辑，教师只能机械地运用智能软件，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算法结果。打开算法“黑箱”，将“阳光”洒落在算法运行的过程，是消解数字教育应用中的算法偏见、算法歧视以及算法控制风险的理想手段。

　　一是加强教育数据的可查性。算法对数据（大数据）的强依赖性决定了算法透明的前提是数据透明。一方面，算法设计者应公开数据的来源、类型、收集方法和处理过程，并提供对关键特征的解释，确保教育数据来源可查、内容可查、应用可查，消解算法“黑箱”对教育的控制。另一方面，应规范数据备份流程，并及时备份数据，如明确标注数据采集的城市、学校、时间以及样本的年龄、性别、学习习惯、成绩考评等相关信息，确保数据的备份记录具有合法的可访问性与不可篡改性，保证数据的完全真实与不可伪造。

　　二是建立算法程序公开机制。算法提供者需要及时、有效地向教育利益相关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公布算法机制机理，解释决策过程及应用情况，实现算法的公开透明。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算法的复杂性，即使公布算法源代码和相关技术细节，普通的教育用户可能也难以理解其运行机理和执行规律。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否定算法提供者的解释义务以及探索可行路径的可能。比如，以普通人可以看懂、理解的方式对算法运行逻辑进行可视化描绘，增加算法教育应用的可信度，打消社会公众的疑虑，获得他们对算法运用的态度支持；设立由学校、教师、家长、政府等教育利益攸关方组成的教育审计机构，对算法教育程序合理公开加以审查，避免资本逐利而造成的操纵算法“黑箱”、营造算法神秘性的不当算法行为。

　　（作者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