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党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不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党的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党的纪律教育是重要一环。回顾延安时期的纪律教育实践，能够使我们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智慧，更好地弘扬纪律强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严明纪律的红色基因，继续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纪律教育的背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内外复杂严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外部有日寇侵华，内部有国民党封锁和围剿，加上物资匮乏、信息闭塞，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极大困难。同时，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大量新党员加入，队伍迅速扩大，成分复杂多样，对纪律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应对挑战，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中央对各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以及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成功，党中央将纪律教育作为提高党员思想觉悟、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重要手段。

　　党的纪律教育的主要内容

　　延安时期党纪教育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如自由主义、两面态度、宗派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明确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需要彻底反省和革除。在政治上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组织；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党员行为，防止非无产阶级倾向。此外，特别重视改进党的作风，要求党员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实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以此提升党员的无产阶级意识。这一系列教育措施旨在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在艰难环境中能够持续成长并引领革命。

　　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它是遵守党全部纪律的基础，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核心。政治纪律要求党员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例如，1938年11月《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就强调：“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委员，须遵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规则与纪律”。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指出，“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地方党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延安成为了革命的灯塔，党的政治纪律教育首要任务是巩固党员的理想信念，确保每一位党员都能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增强党员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确保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正确方向。

　　“四个服从”教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活动，其中“四个服从”的教育是核心内容之一，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力、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提升党员纪律性，确保党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四个服从”具体包括：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教育理念最初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提出的，它主要是针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王明的宗派主义等问题。“四个服从”这一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组织纪律中的具体体现，旨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全党意志，强化中央权威，提高党的战斗力，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得到广泛传播和强化。到了1945年6月，党的七大正式将“四个服从”写入党章，成为党内最基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这一时期的“四个服从”教育活动不仅加深了党员对于纪律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执行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延安时期的“四个服从”教育不仅是当时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也为后来党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和纪律遵循。

　　严明纪法教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纪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纪教育不仅注重纪律条规的灌输，更强调纪律精神的内化，对于维护党的纪律、树立党的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党纪学习教育被当作党内集中性纪律教育的主要形式，强化了理论教育与实际案例的结合。二是进行了纪律建设的理论创新。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纪律建设的重要思想，如“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性，这些理论成果为党的纪律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严惩违纪行为。对于违纪违法的行为，即便是革命功臣也不姑息，如黄克功、肖玉璧等案件的严肃处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法纪、不徇私情的决心，这对全体党员起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四是建立健全法制。例如，仅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64个类别1000多项法律、法规，使法纪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组织纪律教育。延安时期，党重视组织生活的规范性，要求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增强组织观念和集体意识。强化组织观念，反对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确保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格执行党的决议，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一是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这是组织纪律教育的重点之一，旨在消除党内存在的小团体利益至上、忽视整体利益的现象，确保全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统一。二是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强调遵守党的规章制度，维护党内秩序，确保各项决策和指示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防止自由散漫行为影响党组织的战斗力。三是制度规范与纪律建设。通过制定和完善党内法规，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以及确立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纪律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党的纪律教育的实施方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纪律教育方面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实施方式，构建一个高效有序、纪律严明的组织体系，为党的纪律性和纯洁性建设树立了典范、提供了保障。这些系统化的策略和方式不仅增强了广大党员的纪律意识，还深化了他们的党性修养。这些实施方式共同构建了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教育的核心体系，为党的纪律建设和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为党的长期执政和革命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纪律基础。

　　纪律制度建设。延安时期，为加强组织力、确保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并在革命时期与严酷战争环境下增强党的内部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开始初步探索纪律建设的制度化路径。这一探索涵盖了三个关键维度：一是党章纪律规范的确立。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章逐步明确了纪律要求，对党员行为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此为纪律建设的基石，蕴含着对个体与集体、自由与责任之间张力的深刻理解，标志着纪律制度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初步奠定。二是基础法规体系的初创。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巡视条例》《保守党内秘密条例》等为基础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了纪律制度的初步框架，展现了政党自我规范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三是具体制度文件的制定。针对革命实践中的问题，制定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贪污浪费的指示》等重要文件，体现了纪律制度化与实践需求的紧密结合。此阶段的纪律制度探索不仅是实践的积累，也是对如何在政党建设中平衡理想与现实、原则与灵活、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哲学思考。

　　思想教育。通过整风运动、政治学习、干部培训等形式，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着重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一是理论教育。党中央多次号召和开展全体党员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化党的理论武装。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政治模范区，特别强调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时期重要文献中，有关论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的文章就达60余篇。三是理想信念教育。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四是养成艰苦朴素作风教育。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党和边区政府始终坚持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艰苦朴素精神的教育，以此来奠定廉洁政府的思想基础。五是共产党员模范作用教育。在实践中，边区政府多次对廉洁奉公的模范党员和干部进行表彰并大力宣传。六是警示教育。从延安整风后期开始，在全党进行了持久深入的以史为鉴的警示教育，党中央、毛泽东发出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誓言。

　　群众监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在纪律监督中的主体作用。鼓励群众参与监督，把党和边区政权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确保党的纪律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党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毛泽东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干部培养和管理。延安时期，党中央就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干部教育和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措施，并以此来克服腐败与官僚主义的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一是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教育和培养干部，多次强调“文化建设方面，干部教育第一”类似的话语。由于对培养干部重要性的清醒认识，所以延安时期干部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来势猛，发展快。二是健全干部管理制度。针对当时干部管理中存在的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的现象，边区政府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干部管理法规，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将边区党员和行政干部的管理纳入了法治轨道。

　　党的纪律教育的成效及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教育成效显著，不仅塑造了一支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革命队伍，也为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之后的革命成功和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性。通过严格的纪律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种纪律性成为党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关键因素之一。二是提升了党员的思想觉悟。纪律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提高了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和革命目标的认识，增强了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促进了党风建设。通过学习和实践，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纪律教育帮助党员抵制特权思想和不良习气，保持了党的队伍的清廉与纯洁。四是增强了军队纪律。纪律教育不再局限于党内，也深入到人民军队中，塑造了人民军队“秋毫无犯”的良好形象。五是巩固了群众基础。严格的纪律执行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共产党人通过实际行动展现纪律性，如解放上海后军队的自律行为，极大提升了民众对党的认同和拥护。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教育对当今有着深远的启示：一是纪律严明是党的生命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严格的纪律教育和执行，清除了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如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这对当前强调纪律建设，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启示。二是自我革命与纪律建设相辅相成。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教育不仅纠正了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偏差，还促进了党员队伍的无产阶级化。这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应继续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通过纪律教育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三是密切联系群众与纪律教育相结合。当时通过纪律教育促使党员深入群众，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增强了党群关系，也提升了党员的纪律意识。这一经验提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纪律教育应当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确保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四是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纪律教育通过调查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将纪律要求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为今天党的纪律教育提供了模式。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