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绝对之物:梅亚苏对相关主义的批判

2024-07-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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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哲学史中,康德的认识论转向开启了一种物之思考的现代模式。一方面,人可以依据自己的经验、感知去发现物并揭示其中的知识,这些是物的第二性质;另一方面,在物向人展现出来的现象背后,还有物自身最为根本的本质,一个脱离了人的感觉后依然保持不变的属性,这则是物的第一性质。简言之,人只能思考可认识、可思考之物。梅亚苏将这种范式称为“相关主义”,它将人与物紧紧地束缚在一种封闭的空间内,既没有独立的主体,也没有独立的客体:主体的感知来自客体,而客体也只能是一个显现在主体意识中的存在。自康德以降,这一关系就成为现代哲学思考和信仰的核心。梅亚苏认为,这实际是一种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它将人的意识放置在世界的中心,让世界、物成为人的奴仆,被动地等待人意识的投射。在此,感知、意识及其描述外部世界的语言都处在一个优先位置,它们一方面均与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提醒我们有着一个绝对外部的实体存在;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将这一实体限定在我们的意识之内,否定了思考自在、绝对实体的可能性。

  这正是梅亚苏新唯物主义批判的起点。他的疑问在于,如果说现代哲学已经划定了主体思考的范围,排除了意识之外实体知识的可能性,那么现代科学又是如何建构对人类诞生之前(他称之为“前先祖”)宇宙或地球形态的描述呢?现代哲学竭力要把人及其身体经验放置在世界的核心,将知识捆绑在在世主体的身边;而现代科学则在实验室中通过数学逻辑的推演,通过对各种先于任何生命经验的原化石的考察,论证了探究与经验毫无关联的绝对之物的可能性。对梅亚苏而言,科学所构建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凭借经验或常识去感受的表象,而是一种完全可凭借我们的思辨构建起来的“事实”。它可以无限地向起源回溯,描绘本源、开端,根据数理逻辑去阐述背后的成因,同时也可以去预测无限的未来,去推测一个人类灭绝之后,甚至我们这个世界毁灭之后的景象。这些都不是毫无依据的想象或臆测,而是对真实存在之物的探究,一种关于世界的“真相”。

  这一“真相”就是一种对自然的数学化描述。对于相关主义而言,世界中实体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但只有经过人类先天的认识能力才能以知识的形式显现出来。不过,在这些先天认识能力的背后,是人类自身有限的经验,这使得现代哲学只能固守着一种有限的认识论。与之相反,梅亚苏认为,自伽利略之后,数学就成为我们描述世界的有效工具,不仅包括事物具体的经验性感受(如温度、速度、体积等),还包括这些感受背后的物理规律。或者说,正是通过伽利略在数学与物理学之间建立的联系,数学不再仅仅是人类用以观察或表述世界的一种计量单位,更是一种足以深入概括和表述表象世界背后抽象知识的形式。由此,梅亚苏认为,数学化描述不仅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性建构的方式。

  在康德哲学中,超越性建构是指通过先验的“认识形式”来概括我们的“感觉经验”,从而使我们的认知与事物的本质保持一致。然而,在梅亚苏看来,这种先验的“认识形式”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往往是基于某种预设的假设或观念。相反,数学化描述通过其抽象化和符号化的方式,能够摆脱这种预设的束缚,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数学化指向了一个拥有高度自治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物体及其运动都可以脱离我们人类直观感受的束缚,被精确地、独立地表述出来。无论是味道、气味还是温度,这些我们通常通过感官来体验的性质,在数学化的视角下都退居为次要地位。

  所以,在梅亚苏的新唯物主义框架内,人类的感知和意识是需要被竭力排除的要素,知性直观才能建构对世界的数学化认识。在此,知性直观强调的是一种通过思考和推理获得的直观认识。这种直观并非简单地依赖于感官经验或直接感知,而是经由人类理性思维的加工和提炼形成的一种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认识。在梅亚苏看来,人类的理性具有超越感官经验的能力,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洞察正是通过知性直观实现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知性直观,我们可以不再仅仅从表象的层面认识一个经验化世界,而是建构起一个从宇宙起源到终结的数学化世界。可以说,对知性直观的强调,使得梅亚苏在相关主义批判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一种不需要经验作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

  不管是数学化的知识,还是独特的知性直观,这些依然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认识行为,是对具体、实在的物质世界的思考与认知。因此,梅亚苏仍然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但与传统唯物主义不同,他更加强调人之认识能力超越于现实经验的地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此种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足以穷尽外部世界的真理,揭示其“真正的”本质?显然,这是另一个陷阱,一种对形而上学层面上充足理由律的追求,它试图为世间万物提供本体论的证明,表明一切事物背后都必定存在一个相应的理由。梅亚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充足理由律隐含着对必然性的承诺,即认为所有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可以追溯到某种必然的原因或规律。换言之,充足理由律试图以一种先验的方式,为所有事物的存在找到一种必然的、绝对的解释。实际上,这种追求源自一种虚假的安慰,试图通过建立一种稳定的、可预测的世界观来对抗人类对未知的恐惧。

  梅亚苏反对这种观点,他主张即使是自然规律,也只是暂时的、偶然的存在,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充足理由。在此,这种偶然性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随机性或无序性,而是指事物存在的无理由性和不可预测性。换句话说,偶然性意味着事物的存在或发生没有充足的理由或原因,也不是由某种必然性规律决定的,而是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纯粹的偶然。这种偶然性并非偶然事件的简单堆积,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属性。无论是自然法则、物理常数,还是宇宙中的任何现象,它们的存在都是纯粹偶然的。但是,这种偶然性并不意味着混乱或无序,它只是表明科学发现的规律只是我们当前的理解,它们可以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被打破或改变。所以,尽管个别事物的偶然性是不可预测的,但偶然性作为一种普遍状态却是必然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没有不变的规律,唯一必然的事情就是一切都是偶然的。

  在对相关主义的批判中,梅亚苏实际上从两个层面打破了康德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范式:一个是从数学化层面确立了认识绝对之物的可能性;另一个则是通过偶然性的必然性抽离了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根基。借此,他创建了一种科学时代的新型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其中,对物之知识的反思、对偶然性的强调,都为现代哲学批判打开了新视角。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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