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中东史“三大体系”是世界史“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来，我国中东史研究学者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筚路蓝缕，已见成效，在中东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方面，出版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区域国别研究的需要，当前亟须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在中东史“三大体系”建设方面继续推陈出新。

　　加快构建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历史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赋予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作为中国史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史学科基本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科体系得以建立，学术体系续见规范，话语体系自有特色。在我国世界史学科“三大体系”构建过程中，相较于学科体系而言，薄弱环节仍集中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曾经对此做出如下评论：“这一切令人鼓舞的事实，并没有解决一个更为迫切、更为直接的现实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自觉坚持世界史研究的正确方向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术思潮，包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鱼目混珠，大量介绍到国内来，一时不少奇谈怪论充斥其间”；“少数人仰承洋人的鼻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生吞活剥，盲目崇拜，甚至主张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去与西方‘接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丧失起码的学术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于沛：《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和新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因此，为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区域国别研究的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东史“三大体系”也必将是世界史“三大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中东历史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也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领域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的新兴学科。我国世界史学界一般将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第一个阶段。当时，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开展中东史的系统研究尚不具备必要条件。因此，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储备人才，设立相关的研究机构，组建基本的研究队伍，同时也推出了一批初步研究成果。特别需要提到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翻译了30余部有关中东国家历史的著作，包括中东的地区史、国别史、专题史和人物传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这批译著一般都是由国际上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涉及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多个语种，翻译质量很高，直至今日仍然是从事中东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东史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伴随我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为了适应现实和对外战略调整的需要，一批新的中东研究机构相继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东史学科点的设立以及对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断加强了对中东史的全面和深层研究。更多专业人员出国留学深造和实地考察，参加国际会议和多边合作，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平台和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大量中东史研究论著（包括通史、地区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题史、列国志、人物传记和工具书等）得以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的中东史学科在研究队伍、人才培养、成果出版、智库建设、搭建平台、学术交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通过长期的高等教育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和深化、对中东现实问题的历史追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理论问题的总结和思考，中东史的学术体系也基本建构起来，为我们客观准确地认识中东、了解中东、研究中东提供了可靠的史实和理论依据。在话语体系方面，我们曾经经历了学习苏联、模仿苏联历史编撰的阶段，也走过了话语体系受到西方影响的阶段。总之，在经历了话语体系的曲折发展以后，我国的中东史学科步入了更加符合中国需求和世界实际的话语体系构建新阶段。

　　但是，目前我国的中东史研究还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和国家需要，也无法充分反映当代世界和中东发展的实际。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发展不均衡。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与世界通史、世界文明史、欧美国家史、东亚地区史甚至新兴的全球史相比，中东史研究总体上还呈现落后状态。从中东史研究本身来看，还存在以下现象：重视宏观研究和宏大历史叙事，但对微观研究和中层历史考察不够；重视政治史、宗教史，而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不足；重视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国历史撰述，但对北非马格里布和海湾地区历史研究较为欠缺。二是使用新材料较多，但创新性不足，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原创成果不多。三是研究队伍呈现“未老先衰”局面，掌握英语、法语的专家学者较多，而掌握中东当地语言的专家学者则较少，具备独立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学者所占比例不大。

　　西方中东史研究存在两大缺陷

　　中东史研究在西方国家和中东国家都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历史研究领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出于通过殖民手段控制东方国家的需要，加快了对中东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并形成了研究传统。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不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土耳其、伊朗，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都形成了非常优良的撰史传统。

　　仅就西方的中东史研究而言，除去成就不说，其最大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体系方面，骨子里的“西方中心论”难以根除，体现出强烈的“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色彩；二是在学科体系方面，对中东国家历史进行人为割裂。对于前者，我国著名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对西方的中东史学科进行评价时指出：“西方学者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中东史作跨学科分析，这无疑有助于开阔思路和推动学科体系创新。然而，现存专门学科理论基本上是根据欧美各国的发展经验构筑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非欧美社会。”（彭树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中东史研究》，《世界历史》2008年增刊）至于后者，西方学界的中东史研究无视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后东方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现代化发展，无视一个国家的历史完整性对其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建构所起的决定性、基础性作用，而是对东方国家历史进行所谓“学问”意义上的割裂，或是像黑格尔那样否认东方存在“历史”，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古代史与近现代史割裂，在古代史中又把上古史与中世纪史割裂。我们随便翻检一部西方学者著述的中东史著作，就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部是从上古史开始写起，绝大多数都是从7世纪阿拉伯人的崛起与扩张写起。即使有人论及阿拉伯人征服之前的历史，也大多语焉不详，只是作为历史背景予以简单的史实罗列。中东古代史被置于所谓“东方学”的范畴。例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与劳伦斯·戴维森合著的《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著《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等，皆是如此。即便是出生在黎巴嫩的阿拉伯裔学者菲利浦·希提所著的《阿拉伯通史》（1957年）和《中东史》（1961年），也同样以7世纪以后的历史为重点。

　　中国中东史研究独具特色

　　对我国世界史学界而言，破除和摆脱西方话语所构建的学术体系、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过程。西方以欧洲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心，用欧洲的价值观衡量世界，认为只有欧洲的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东史学界为破除“西方中心论”及其“东方历史割裂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史“三大体系”，一直在不懈努力。在中东通史的编撰方面，以西北大学教授彭树智、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刘文鹏、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哈全安、西北大学教授王铁铮等为代表所做的努力较为典型。

　　彭树智教授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东史》，皆为我国中东史研究的扛鼎之作。13卷本的《中东国家通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0年开始陆续出版，该套著作强调“各卷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从理论线索上说，就是文明交往论”。该书以文明交往的历史主线来贯通中东各国的内部和外部诸多联系，来沟通中东各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来会同各种交往方式，力图勾勒出中东各国的基本历史面貌和国情特征。该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关注中国与中东各国各方面的交往活动，每卷辟专章叙述中国与该国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该书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著作，既是一部学术精品，对世界历史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更是对世界历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批判。彭树智教授主编并由王铁铮、黄民兴、韩志斌等著的《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则强调“中东史是中东地区整体空间、时间和人间之和，而不是中东地区各个国家史的简单相加”。该书从人类早期文明在中东的形成和聚散写起，直到冷战后的全球化交往与中东的回应，体现了“中东地区整体性形态与结构的发展史”。

　　哈全安教授的《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记述了传统伊斯兰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主要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起源、哈里发国家史和奥斯曼帝国史，以及中东主要国家和地理区域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的发展史，特别是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伊朗史、埃及史、土耳其史、新月地带诸国史和阿拉伯半岛诸国史。该书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一、由哈全安教授独立完成，是作者近三十年学术成果的集合。二、资料翔实，引用英文和阿拉伯文著作共计400余种，其页下注释逾5000余处，这在目前国内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并不多见。三、通过分析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中东传统文明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诸多层面的演进历程，对伊朗、土耳其、埃及和新月地带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半岛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也门诸国传统文明的兴衰及其现代化进程进行考察，从理论层面总结了中东国家历史演进的走向和规律。

　　刘文鹏教授的《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古代埃及史著作，详述了古代埃及自旧石器文化到7世纪之前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以文明研究为主线，在揭示埃及文明起源的同时，论述了古埃及人的来源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古埃及由城市国家发展为统一王国并由盛到衰的过程。后来，刘文鹏教授又出版了《埃及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两书对中国的埃及学和古代埃及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贡献卓著。刘文鹏教授通过多年研究，坚持主张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到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意即包括希腊化和罗马—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历史。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史观为指导而提出的关于埃及史研究的重大学术体系创新。

　　近年来，西北大学教授王铁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经过十年磨一剑，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22年陆续出版。该套通史着眼于理论创新，从多元文明的流变、氏族部落国家的形成、殖民主义统治、北非伊斯兰教及其思潮、现代化运动及社会主义治国实践、中东剧变及其未来走向等多个维度和层面，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和展示，揭示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该套学术成果对我国北非历史研究乃至中东国家通史研究和编撰而言，都是一个强有力的基础性建设工程。

　　姚大学、王泰主编的《中东通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是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重点科研基金项目，由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成员集体撰写而成。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人类文明最早于中东出现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发展演变的简明历程。该书在写作视角上体现了三大特色：一是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观照中东历史发展，力图撰写一部置于世界整体化进程中的中东通史；二是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角度审视中东历史的变迁，力图描绘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面貌；三是从文明交往角度阐释中东历史发展线索，力图构筑人类文明交往史上中东文明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构建中东史“三大体系”非常必要

　　构建中国特色中东史“三大体系”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随着我国与中东地区联系日益密切，中东地区对我国的重要性越来越上升，中东史研究及其“三大体系”建设也越来越彰显出重要意义。

　　一是观察国际形势的需要。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局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关键时期。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地区的冲突和矛盾经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中东地区几乎集中了当代世界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从民族矛盾到宗教纠纷、从地缘政治到资源争夺、从大国干预到内部动荡、从治理困境到文明迷失等。中东历史研究不仅应该参与而且能够参与现实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以其独特视角更好地发挥跨学科作用。把握国际形势，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所谓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不仅要关注现在国际形势如何，而且要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从而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中东究竟向何处去？这是世界屡屡提及的“中东之问”。它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反映了人们对中东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担忧与困惑，蕴含着该地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诸多不确定性的根源与前景，对其任何形式的回答都需要建立在更加多维、更加坚实、更加系统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

　　二是智库建设的需要。中东史“三大体系”建设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和中东国家外交服务。中东不仅是世界热点和焦点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核心区”和“桥梁区”，历史上双方守望相助，共同抗击西方殖民主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一步加强与中东各国的友好关系。从文明交流互鉴角度来看，人类历史跨越千年万年，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但不变的是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横跨欧亚大陆、绵延几万里的“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和物质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会。我们尊重中东国家的变革诉求，支持他们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我们强调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地，有着色彩斑斓的文明和文化多样性；我们倡导中华文明与中东各国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以上种种，都是构建中国特色中东史学科的价值体现和追求所在。

　　三是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融合发展的需要。构建中国特色中东史“三大体系”，就是要继续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确立中国的学术自信。通过整合学术资源、弥补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短板，在欧美史、日本史、东南亚史等已经相对厚重坚实的研究基础上加强中东史研究，可以为构建更加均衡、更加完整的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发挥分支学科的功能和作用。中东史“三大体系”建设有助于带动、辐射和影响我国中东区域国别的整体研究，促使有关中东研究的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多学科与历史学交叉融合，为建立中国的“中东学”奠定基础。通过“三大体系”建设，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中东历史经验，挖掘其历史上的治理智慧和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治国理政服务；研究人类文明史的中东源流和伊斯兰文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服务；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民心相通方面，中东史研究可以发挥人文交流的作用；就创新全球治理体系而言，对中国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多方面构建中东史“三大体系”

　　第一，厘清根源，强化中东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历史观。历史无时无刻地在参与现实世界的塑造，我们要在中国和阿拉伯、中国和伊斯兰等文明交往的历史长河里溯源。探究规律、总结经验，毫无疑问是历史学者的基本职责。从历史的本体论层面看，要探讨中东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第二，看透外围，强化中东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整体观。中东长期以来被喻为“大国政治的坟墓”，也有“国际政治的流沙”之称。这都反映出中东与世界特别是与大国的复杂敏感关系。中国和中东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和中东。在全球秩序重建的时代苍穹下凝望，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角度审视中东及其历史，因为找准各自在全球的身份和定位是极其关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世界视角下的中东史研究可能同当代问题研究一样充满了复杂性、艰巨性和挑战性。

　　第三，理解内在，强化中东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文明观。这是异质文明和历史研究的关键。由于曾经相似的历史命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东人民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历史命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心相通，并且最为恒久的也会是民心相通。

　　第四，研究自觉，强化中东史“三大体系”建设的角色观。“三大体系”建设是包括立场自觉、问题自觉、方法自觉在内的高度统一。树立正确的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历史现象，而且要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洞察问题，正确认识我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制定对外政策服务。面对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东形势的巨变、共建“一带一路”在中东的任务与愿景，根据国家所需和国际局势，实事求是、精准梳理“中国的中东史问题”，着力点之一就是从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等角度，强化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第五，思想引领，强化中东史“三大体系”构建的价值观。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历史的车轮已经走到这样一个转折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这个时代最为宏大的历史叙事。

　　总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东史“三大体系”的研究历程，是有着确定内涵和独特价值的学术探究之旅，是集时间、空间、文化、身份、思想“五位一体”的多视角交叉和多学科融合之旅，也是坚持中国的立场自觉、问题自觉和方法自觉三者高度统一的理论自信之旅。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在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大潮中，为我国中东史研究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建中国特色中东史学科三大体系问题研究”（21XS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