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抑郁症更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方面，公众人物的遭遇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抑郁症这个名词；另一方面，对抑郁症的一些误区在不断加深。

　　误区之一是将抑郁症作为原因，而非结果。无论在社交媒体上，还是日常谈论中，当人们聊起某个人自杀时，得知他（她）有抑郁症，常常说“因为他（她）有抑郁症”；如果不知道原因，则可能说“他（她）是不是有抑郁症”。这些都是将抑郁症当成了原因。然而，尽管抑郁症患者自杀的比例相对更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若我们仅把抑郁症归为原因，其危害之一是我们会忘记多问一步：是什么导致了他或她抑郁？症状从来只是表象，要根治的是隐藏其后的真正原因。纵然抑郁症与激素水平有关，例如产后激素水平的改变，使得产妇更易罹患产后抑郁症；但是，最终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对产妇缺少关爱，无人可分担的照顾新生儿的疲累以及初为人母时新角色的适应困难。这是心理咨询可以发挥作用之处，对于抑郁症的治疗，我们往往提倡在药物治疗改善激素水平的同时，配合心理咨询。

　　误区之二是将抑郁症的原因归于个体，却忽略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当我们说“因为他（她）有抑郁症时”，还强调了原因在于他（她）个人。1897年，涂尔干出版了《自杀论》，他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1961年，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精神病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况，而是与社会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现象。然而，此后的近五十年，尽管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其研究和分析的取向却变得越来越个体和微观。这或许与中国社会个体意识的增强分不开，但与此同时，心理咨询的个体取向也反向建构了这一趋势。两者相互作用使得对抑郁症的理解和治疗更侧重于个体层面，此时药物治疗加心理咨询的模式也难以起作用，甚至可能起到反向作用。

　　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抑郁症等常见心理疾病都是非常普遍的。人类学家北中淳子（Junko Kitanaka）通过对日本抑郁症问题的研究指出，在日本这一传统上以忧郁为美的国家中，抑郁症及其药物治疗原本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医药公司和精神科医生联手“创建”了抑郁症的语言体系来描述人们对社会困扰的感受。如此一来，人们可以把情绪低落合法化，也导致了抑郁症流行率的上升。无独有偶，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的研究认为，某些心理障碍在全球的流行率上升，反映了一种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或许曾经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中，面对生活压力和困扰，人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神经衰弱、歇斯底里，但现在医生很少会再做这样的诊断，而更可能以抑郁症等其他疾病诊断取而代之。另外，知道一种疾病的名词可能使人们无意识中表现为这种疾病的症状。

　　当我们使用西方心理健康的定义、心理障碍的分类时，引进的也包括西方文化的核心，如什么是人的本质、人与时间和环境的关系、权威的来源、社会秩序的形式等。这些共同塑造了对于什么是疾病的理解，但这是没有普适标准的。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患者仍然更习惯用神经衰弱来形容自己情绪不稳定、睡眠不好等问题。医生和患者所持有的已经不仅仅是两种话语体系，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化观念，这可能导致医患沟通困难、患者不接受诊断结果、抑郁症污名化以及医生的诊断错误等。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走出前面提到的两个误区。首先，诊断不是结束，医生应努力寻求症状背后的原因。同一种疾病类型背后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同一个原因所导致的症状也可能多种多样。换言之，患者、医生、文化和社会共同“选择”了人们以什么症状或疾病来表现出来他（她）的痛苦。

　　其次，要探讨抑郁症背后的社会学原因。一方面，结构失范和不稳定可能加剧了人的适应困难和心理疾病的发生。涂尔干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其一就是失范型自杀，源于结构失范。他认为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自杀率会升高。他的举例包括工业危机、经济危机和离婚等。最近一项在韩国的研究发现，经历了经济状况下降的居民，相比未下降的居民，罹患广泛性焦虑症的风险高出2.7倍，抑郁风险增加2.5倍，自杀意念风险高出2.1倍。

　　人类经历了20万年从智人进化到现在，而200年的工业发展却使得人类的生存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原始森林到钢铁森林，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以及与进化不适配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压力（如久坐、昼夜光亮等）都是一百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数倍。从生理到精神上，人类可以说还难以适应现代剧变的环境。奥格本认为，当代人心理困难的原因不在人性，而在于物质文化的加速发展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结构性失调。现代人适应的特点之一是适应的相对平衡期缩短，动态调整期变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带来了同样的问题。社会总是在转型之中，个体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好了再上阵。

　　另一方面，文明社会在塑造文明但“脆弱”的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既有生的本能，也有死和攻击的本能。在现代文明的要求下，当超我过于强烈，攻击不能合理释放时，个体可能会将攻击朝向内部，以抑郁症等形式表现出来。在许多抑郁症患者身上都可以观察到本我和超我的激烈冲突，但是他们的自我是弱小、无力和不知所措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可能加剧了这个现象。贝克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机构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的风险，个体从传统的安全网中脱嵌出来，被迫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决策权，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又岂是个体所能承担的呢？个体的自我又如何有足够的力量在平衡文明要求和本我冲动之外，来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

　　贝克还指出，风险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后果。首先，社会不平等加剧，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有效应对风险，而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风险的冲击。这直接带来的就是健康不平等的问题。许多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地位劣势可能是导致民众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也即心理健康的不平等会随着年龄扩大。

　　西方话语的侵入、结构的失范和不稳定、社会风险的冲击和不确定性等文化和社会因素，都可能是当今社会抑郁症不断上升的成因。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咨询和辅导工作者等应寻求从个体到社会的视角转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也应将社会学家吸纳进来，在帮助个体的同时，做一些改良环境的工作。如果将当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流行比作洪水，现在多数相关工作者努力在做的主要是拯救落水个体的工作，但是我们还需要从源头上去治理洪灾。否则，我们只会感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救人的工作（心理咨询从业者增加），要救的人却越来越多（心理疾病流行率上升）。

　　至于如何治理，或许有许多途径。涂尔干提出的社会团结或许是一种解决办法。首先，在人才培养上应摒弃精致的利己主义，强调社会责任和服务，将人们的关注点从自身转移到他人。其次，允许有一定弹性的道德边界和个体的自主性。如今的网络和现实中，人们要么体现为无道德，要么是过于强调道德，动辄口诛笔伐，网络暴力层出不穷。再次，提供足够的安全网，使个人不至于需要被迫承担过多责任，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发展中国的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体系，以及根据需求调整人的生活环境，如增加自然和户外空间、与“附近”建立联结等。总而言之，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需多些社会视角的关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