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的包容性特性是它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寻根探源，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中华文明的演进看，中华文明在多样性文化的去芜存菁、融会贯通中日趋成熟。早期的中华大地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部落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中游地区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通过跨区域、跨族群的交流互动，不断融合周边部落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形成了文明共同体。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争鸣，各学派著书立说，阐述主张，激烈争辩，相互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借鉴，不同思想观点的激烈碰撞与交流互鉴，形成了思想和文化大融合的绚烂图景。秦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后，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于构建一个紧密联系、相互包容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文明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唐盛世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人员来往频繁，在宗教、艺术等领域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象。鼎盛时期的长安鸿胪寺曾接待过70多个外交使节，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宋元时期，贸易大港泉州也是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一个生动代表。当时的泉州是一个繁华的贸易港口，生活着犹太人、阿拉伯人等，不同信仰和风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通，使得泉州呈现出世界不同文明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的文化奇观。到了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开启了规模庞大的海上远航。他们用瓷器、丝绸换回沿途各国的珍稀物品，并将历法、种植技术传播到各地，促进了明朝与沿途各国的文明交流。总的来说，中华文明对于外来文明，没有排斥、冲突、打压，而是尊重、包容、接纳，在此基础上，又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中的优秀基因，将它们融入中华文明，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使得中华文明更加有生命力，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华文明发展到近代，面临着外部强大的压力和挑战，但依然能够从挫折中崛起，同样离不开它的包容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坚船利炮开路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中华文明遭受重创。面对危机，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到洋务派运动、从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从技术、制度和思想层面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无法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要想真正改造中国，则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寻求新的文明模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从中国革命历程可以看出，受中华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先进分子在困境和危难之际，没有故步自封，没有恐惧和敌视外来文明，而是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探索和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分，将世界文明的积极因素融合到中国具体实际中，促进中华文明的崛起。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特性，才使得中国先进分子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成为可能。他们不断学习、不断尝试，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发展理念，中华文明在对外交流互鉴中焕发勃勃生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方针，其中“洋为中用”就是把世界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吸收过来、结合进来，纳入“中”的体系中来，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文明。改革开放时期，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方针下，中华文明更加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充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提倡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

　　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在开放包容、与时俱进中延续着时代的生命力与鲜活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赢者通吃，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公平正义，并且有能力、有实力给过去五百年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盘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内生、持久、长远的发展机会。世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互相仇视、互相冲突这一种选择，而是有另外一种可能。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观察和思考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即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没有带来文明的冲突，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构建起了交流互鉴的桥梁，跨越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鸿沟，为不同文化和文明加强对话、交流互鉴织就了新的纽带，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用一种制度代替另外一种制度，也不是用一种文明代替另外一种文明，而是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是与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相通的，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既能在顺境时促进中华文明的繁荣强盛，又能在逆境中促使中华文明奋发崛起。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新时代，中华文明要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之林，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百年历程和经验研究”（22XDJ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