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汉语动词“V”的演化结构“V一V”和“VV”的探讨由来已久，目前有两种基本的演化观点。一是“嵌入说”，认为“VV”结构是动词V的重叠，中间嵌入“一”，即为“V一V”结构。二是“脱落说”，认为“V一V”和“VV”结构是动词和量词的组构，“V一V”中的“一”虚化后脱落，即为“VV”结构。这两种描述性的演化观点，哪一种更接近语言演化认知规律？是否还存在其他演化认知路径？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基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中的古汉语真实语料，力图解决上述问题。

　　动词“V”的认知基础与表征

　　概念化主体通过感觉运动系统来体验世界，并在大脑中形成相关动作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反复通象、抽象等思维活动，产生更有深度的意象。这些意象逐渐被固定下来，发展为前言语。这些前言语通过隐喻投射到汉语特定的形式上（如象形文字），即为该动作概念的象征结构——动词，如看、听、说、闻、尝、摸、跑、跳、走等。

　　这里设定一个动词“V”，概念化主体通过“镜头”后拉，整体扫描“V”的动作，并将其凸显在注意台上，获得“V”动作的全量，同时将自身置于注意台下。概念化主体在表征“V”动作的全量时，通常不是以单个动词“V”，这是因为动词具有依存性，需要激活其执行者和/或承受者。因此，概念化主体通常是以限定小句形式来表征其所感知、体验到的动词动作的全量。

　　通过CCL的早期语料可以发现，汉字中最先出现的是习得单字动词，这也与幼儿语言发展中最先习得单字动词存在同构性。例如：“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后，门闭，因逾郭而入。”（《韩非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今文尚书》）在这两个用例中，“看”是二价动词，激活了执行者“其姊”和承受者“之”；“（勿）听”是一价动词，激活了动作承受者“无稽之言”。两个用例中的概念化主体将“看”事件和“（勿）听”事件凸显在注意台上，获得了“看”和“听”动作的全量，实现了对“看”事件和“（勿）听”事件的全部认知控制。其中，“看”事件和“（勿）听”事件通过隐喻投射到限定小句句法构造上，从而表征为这两个用例。

　　“VV”结构及其变体的认知基础与表征

　　概念化主体通过“镜头”推进，序列扫描动词“V”的动作，将该动作的全量“离析”为无数个重复的动作，并凸显在注意台上，同时将自己隐现在注意台上，近距离感知、体验重复发生的动作。在被“离析”的动作中，某两个相邻时点上对应的两个动作组构，通过隐喻投射到语言上，即为“VV”结构。“VV”结构“以部分代整体”，其时量/分量仅为动词“V”动作总量极小的一部分。这就是“VV”结构多用以表示发生次数少、时量短暂、程度轻等的认知基础。

　　从CCL收集的相关语料来看，例如：“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世说新语》）“见傥阆之门庭，看看眼碜。”（《游仙窟》）用例中的“弹弹”和“看看”出现在六朝以后，表明汉语对动作的离析认知晚于对动作的整体感知。

　　在被“离析”的动作中，某两个不相邻时点上对应的两个动作组合，生成“VV”结构的变体，即“V了V”结构。“V了V”结构与“VV”语义较为接近，两个不相邻动作的组合是其认知基础。从CCL中的语料来看，“V了V”结构出现较晚，均在明清时期。例如：“那吴氏在堂中把知观看了看，只觉得风流可喜。”（《初刻拍案惊奇》）“到了赵大门首，只见房舍焕然一新，不敢敲门。问了问邻右之人，方知赵大发财了，如今都称‘赵大官人’了。”（《七侠五义》）

　　“V一V”结构及其变体的认知基础与表征

　　概念化主体通过序列扫描，将动词“V”的动作“离析”为无数个重复的动作，还可以凸显其中某一次动作，通过隐喻投射到语言上，即为“V+一+量词”。据前人的研究，“V+一+量词”中的量词发展主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为名词作为量词的名量词，后借用动词作量词，最后发展为借用“V”的同源动词作量词，即为“V一V”结构。例如：“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拾得诗》）“此下白道愿者还须早至道场听一回。妙法人劝多人，求经作佛，若是信心，即须觉悟。”（《敦煌变文集新书》）“师示众曰，唯有佛菩提，是真归仗处。复喝一喝曰，犹有者个去就在。”（《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理会道理，到众说纷然处，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朱子语类》）

　　从所收集到的语料来看，“脱落说”似乎与语言演化事实不符，因为“VV”结构早在六朝时期就出现，而“V一V”结构出现在唐宋以后。“嵌入说”认为“V一V”结构是在“VV”中嵌入“一”的结果，虽说时间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认知理据相对不足。

　　对于“V+一+量词”，量词除了从名量词向动量词演化外，动词也开始固化到某些特定的动词上，被固化的动词语义开始泛化，不再表示原动作概念意义。常见的泛化动词有“与”“打”“下”“作”等，它们之间可以彼此互换。英语也有类似现象，如“have a look”。本文把这类结构称为“V一V′”。例如：“师拈得把草，拦面与一掷，云：‘勿处，勿处。’”（《祖堂集》）“而今无法。尝欲作一说，教人只将大学一日去读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学……”（《朱子语类》）

　　从上述用例来看，“V一V′”结构和“V一V”均出现在五代以后，这也表明“V+一+量词”有两种演化认知路径：一是V相对固化；二是量词的动量化。在唐、五代时期，“V一V′”结构的数量明显增多，出现了一批动词被借用作动量词“V′”，如“划”“掷”“踏”“弹”“掴”“唾”等。到了宋、金时期，又出现了一批动词被借用作动量词“V′”，如“拶”“点”“送”“画”“拓”“蹋”“推”“喝”“吹”等。

　　当概念化主体体验世界时，在认知域中将凸显动作的全量、时量/分量或一次量，通过隐喻投射到汉语上，即为汉语动词演化结构。其中，动作的量和认知凸显是动词演化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本研究证实了语言结构的形成是人类体验世界的经验反映，证伪了语言结构的自主性。CCL中关于动词演化结构的古汉语真实语料，反映了汉语使用的心智活动、认知基础和认知方式，是探讨汉语动词演化结构的“活化石”。“脱落说”和“嵌入说”基本属于描述性研究，对汉语动词演化结构的理解有一定帮助，但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的解释。本文对汉语动词演化结构作系统性和统一性的认知阐释，希望以此揭示动词演化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认知规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英复句句法与语义界面的认知语法研究”（20BYY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